福祥村村民曾经居住的泥草房,透风漏气。(老照片翻拍)
猪肉上的痘痘白花花一片,娃娃们趴在柴火锅边儿上,闻着肉香哭闹不止,自己看着心疼却不敢给吃……时隔多年,福祥村64岁的女支书姜驰带着我们走在美丽的村道上,讲述当年她从生产队拎回一斤痘猪肉的场景。“那一刻,我下定决心:种好地,让娃娃们吃上肉,可劲儿造(吃)!”
“别说是含有囊虫的痘猪肉,现在看见有点肥的肉都想躲!”姜驰迈着微瘸的“姜式”走姿,爽朗地笑了。生活好起来的她和孩子们、乡亲们,早就实现了“小目标”,超越了“猪肉自由”。
从昔日远近有名的“茅草窝村”“光棍村”脱胎换骨成为富裕村、明星村,这个叫“福祥”的村子名副其实地又“福”又“祥”了。
这是一个“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福祥村不靠城不靠镇,不靠山不靠水,放在广袤的东北三江平原上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屯。
一个“四不靠”的普通村,何以能变成兴旺宜居的“福祥”村?
深入“解剖”可以窥见,福祥村70年艰辛而又坚韧的“寻福”路,浓缩的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千千万万村庄从贫穷变为富裕,由凋敝走向美丽的振兴路。
无“福”
在旧社会,村里很多人家都是茅草窝棚,冬天没有炕席、被子,有的人家大姑娘出门都没有衣裳,只能拿破牛皮纸袋子缝起来遮体
很多人听到黑龙江就会想到大小兴安岭,想到丛山密林,其实,它的东部有一片面积比浙江省还大的平原——三江平原。姜驰的家乡——富锦市福祥村,就是在这块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江汇流冲击形成的黑土地上。
现属佳木斯市的富锦,由赫哲语“富克锦”而来,意为“临江的一处高地”,周属肃慎部,明代即设有城池。据《富锦县志》记载,清朝宣统元年设立富锦县。
东北的春夏总是比关内要晚一些,6月初,南方麦收已过半,黑土地上水稻才插完秧。乘船驶进正在恢复“野性”的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但见芦苇刚刚从枯枝中抽出新条,草芽也才遮住“塔头墩子”半个身子,水鸟在近旁探头探脑,鱼儿不时扑腾出水面,依稀可见垦前“北大荒”之原始风貌。一百多年前,这里荒无人烟,但“插根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吸引着各地移民来此扎根。
1911年,“闯关东”的山东移民朱德祥带着亲友来到富锦,开荒建了福祥村。“跑马占荒一整天,也没看到地的尽头,大牛虻像拇指大小围着人畜叮咬,开垦出的黑土一攥直冒油。”福祥村村民朱少先时常忆起祖辈叙述的创业史。
“福祥村,不享福,那叫一个苦。”守着广袤富饶的土地,这里却一度与“福”无缘。1932年,刚攒下些“家底儿”,朱德祥们的“福梦”就突然破碎——日本侵略者闯到了家门口,日伪统治者横征暴敛、强征劳力,农民饥寒交迫、走死逃亡。
1942年,全县开始闹饥荒,粮食亩产仅有54.9公斤,百姓吃糠菜度日,饿死者不计其数。
旧中国,富锦县85%以上的土地被只占总农户12%的地主、富农占有。1946年6月,当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黑土地开始焕发生机。
村运连着国运。新中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福祥村开始了真正的寻“福”之路。
羡“福”
新中国成立以后,福祥村的日子也在慢慢变好,但底子薄造成的贫困依然让人揪心
1958年,离福祥村不远的富锦机械厂试制成功一台“松花江-3”型25马力轮式拖拉机,这是中国较早自产的一批轮式拖拉机,国庆节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检阅。正是这一年,“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号角吹响,一批批国营农场拔地而起,福祥村周边不断热闹起来,“北大荒”开始变身“北大仓”。
福祥村的日子也在慢慢变好,但底子薄造成的贫困依然让人揪心。
“婆婆家的全部财产就是三间漏雨的破草房,伸手就能够到房顶。”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姜驰嫁到福祥村时,贫穷仍如影相随。
“没有布,婆婆就用苞米叶子给小叔子们做草鞋穿,全家一年才吃了5斤豆油,过年包饺子才敢放半勺油。”姜驰对苦日子记忆犹新。
在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小村,猪肉更是奢侈品。春节买上二斤肉,全家8口人,从大年三十吃到清明。一块肉皮,给老人放锅里炒炒,再留出来反复用,孩子们像嗷嗷待哺的小燕子一样,只能眼瞅着。
“1978年,生产队分了1斤痘猪肉,娃娃们馋得瞅直眼了,不敢给吃急得哇哇哭!”姜驰说,那滋味儿就像刀子在剜心。
这一年,她下定决心:种好地,让孩子们吃上肉!
正是这一年,千里之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签下一份“生死状”,决定“包干到户”。
在福祥村,乡亲们还不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也清楚地感受到——“再不分田真不行了!”
64岁的董云田至今记得父亲到亲戚家借粮的情景:“分的那点粮食,一到秋天就不够了。”为了节省,脱粒后的玉米棒子和豆皮都舍不得扔,搅碎了做成面糊填肚子,难以下咽,只能果腹。
“干活都是互相看,干不干都一个样儿,产量上不来咋能吃饱、吃好?”那时的董云田是生产队小队长,他在地里做过“试验”,自己放慢锄头身边人就开始歇工,稍加快才有人跟上来。
追“福”
买农机,调结构……种地除了要勤快,还得靠“眼光”和“信息”,要围着市场需求“转”
土地承包到户的好政策,福祥村“赶了个晚集”,1983年才实施。
“以前在生产队干一天才挣块八毛钱,那一年粮食除去交国家部分,纯收入3000多元,相当于在生产队干好几年的!”今年73岁的村民赵艳红清晰地记得,全家第二年就扒了原来的土坯房,盖上了三间大砖房。
波澜壮阔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但追“福”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曲折。
读过高中,作为当时村里的“最高学历者”,“外来媳妇”姜驰总喜欢搞些“新玩意”,折腾出些“动静”——第一个自购农机垦荒,第一个用复合肥,第一个使农药,第一个“调结构”种甜菜,第一个依靠农业科技育秧种水稻……
她的农业发展“简史”,浓缩了福祥村的追“福”历程。
“俺家抓阄抓到一台28马力拖拉机,马力不足还总坏。”生产队“分家”分给姜驰家3垧地,吃饭不愁了,但是涝地总被水淹,有时一场雨来了,黄豆荚还没结豆子就泡毁了。
9亩地,只打回一捆豆子,一共才15斤,这可不成!1985年,姜驰一狠心,在全村第一个自费购买“铁牛”垦荒。
姜驰看准的事从不“磨叽”。“带链轨,能推土,能翻地,当时也是天价啊!”全家东挪西借加上高息民间借贷,才把这个9000多元的拖拉机弄回家。
旱田推埂子、涝天推洼地……“铁牛”显示了机械化的威力。姜驰开了不少荒地,当年就打了120多袋豆子,还帮人开荒,每天净赚100多元,很快就成了村里的“万元户”。
“福”无双至。1987年,天像漏了,一个劲地下雨。地边水沟里水有一尺多深,粮食收成不好。姜驰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产量上去?听说附近农场用“三料”好使,她就急忙忙地去学。
“其实就是复合肥,用完地壮、苗也粗!”领着6岁的闺女挖坑、添籽、点肥,村里人看不懂姜驰在折腾啥,还给她女儿起了个小名叫“大化肥”。
一垧地,用复合肥才花100多元,却能多打出1000多斤大豆,这笔账“太划算”!原来“看不懂”的乡亲们纷纷效仿。
由于“四不靠”,加上缺乏强有力的带头人,到了上世纪末,福祥村仍然“欠发达”,集体欠外债200多万元,人均收入不足600元,村土地承包关系、财经管理秩序混乱,大龄光棍有30多个,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后进村。
2000年,被村民视为“女能人”的外来媳妇姜驰当选村支部书记,从此福祥村追“福”有了领头羊。
在姜驰看来,种地还得靠“眼光”和“信息”,要围着市场需求“转”。
“种1亩甜菜比种5亩大豆还赚钱,你说咱种啥?”看到附近糖厂对甜菜需求旺盛,她开始带领村民种甜菜。
至2011年,福祥村甜菜种植面积达到2000亩,成为远近闻名的甜菜种植专业村,仅此一项,村民年人均收入就提高了几千元。
甜菜旺了好些年。这期间,颇有前瞻意识的姜驰一直没有放弃水田种植改良,她在全村第一个“鼓捣”起育秧种植法。
“此前都是漫地播撒,一垧只产不到6吨稻谷。”姜驰追着农业科技的脚步,带着村民学起育苗插秧。
“拎着硫酸壶给土壤调酸洒了,差点没把肉烧熟了。”乡亲们嫌育苗插秧费事、觉得没用,她就自己买了塑料布、竹子,扣了一个10平方米的大棚育秧。一场改变当地传统种稻方式的变革从此在小村萌芽推广,2014年,村建设了拥有68栋大棚的现代化水稻育苗基地,水稻产量、大米品质双双大幅提高。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嘴也更“刁”了,作为米界的“茅台”,高品质的“东北大米”日益受到追捧,福祥村也开始享受种植优质“东北大米”带来的红利。
迎“福”
福祥村在全镇率先挂起了“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牌匾,村民们集资入股、按股分红。合又分,分又合,发展层次却已截然不同
农业税费也一度让人犯愁。
“一到收农业税时就鸡飞狗跳。”62岁的村民侯树杰回忆说,当时全家一年能收获大豆25袋,需要上交各种税费相当于10多袋。一看年景不好,不少村民就携家带口出去打工,有的连地也不要了直接撂荒。
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实行了2600余年的农业税,福祥村村民和9亿中国农民一道彻底告别了种地缴税的历史。
“农业税取消,种地还有补贴了,整个村都‘炸’了,这么好的政策种不好地天理难容!”村民杨玉学说,地一下子就“值钱”了,不少乡亲开始回来种地。
“分田到户”曾极大地激发了活力,解放了生产力,但农户经营规模过小、统一经营不够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福祥村也苦于地块太碎,热盼变革。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
“5万元一捆,一共30家。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面对当地农机局干部的“狐疑”,姜驰把乡亲们入股的半麻袋现金往桌上一撂,证明了福祥村村民们的实力和信心。
终于,福祥村在全镇率先挂起了“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牌匾,村民们集资入股、按股分红。
合又分,分又合,发展层次却已截然不同。
“这个用上了北斗导航,走得比人开的还直!”姜驰指着一辆高大的播种机,自豪地介绍。
小四轮“驮不动”大农业。福祥村进入了大农机时代、信息化时代。
统一流转土地、统一购种、统一翻地、统一收割,合作社集约经营的规模效益立刻显现。
不过,福祥村追“福”,也有一段饱含教训的“插曲”。
近些年,乡亲们忽然发现,过去“插根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有些不听“使唤”了,以前被当做增产法宝的化肥有些“失灵”了。
“翻地都是大土疙瘩、严重板结,‘不喘气’的土哪能种出好庄稼?”人累了要喘口气,地累了也得歇一歇。眼看着地不“给力”了,福祥人又琢磨起新的“种地经”。
黑土层每生成一厘米需要200年到400年时间,人们曾用“一两土二两油”来形容它的肥沃与珍贵。地球上一共有四块黑土地,其中一块就在我国东北。
作为中国“第一大粮仓”,黑龙江历经百年垦殖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化肥投入量逐年加大,以及除草剂普及应用等,黑土层30年少了9厘米,开始变薄变黄。
地要养人,人也要养地。“小铁牛和土犁翻不透地,就像挠痒痒,只有真正的大机械才能深翻‘按摩解乏’。”福祥村合作社的大农机派上了用场,深翻后地力大幅增加,每垧土豆产量从40多吨上升到60多吨。
化肥减量、除草剂减量……理念变了,福祥村开始给黑土地“做减法”。“土地对爱惜它的庄稼人是慷慨的!”福祥村村民越来越清楚,种出“金山银山”,先要守好黑土。
造“福”
“手机、彩电、冰箱、洗衣机、抽水马桶……城里有的俺们大多也有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又连续发布了7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一系列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更是接连出台。为加快黑土地保护,我国2015年启动了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2016年,我国开始实施《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惠农政策“组合拳”频出,福祥村迎来种地的“黄金时代”。
每一次,福祥村都把这些“信号”抓牢,将利好政策转化为造“福”能力。
发展农机合作社、建育秧车间、注册“姜妈妈”品牌办企业……
盘腿坐上炕,姜驰拉开了话匣子。“越种地越感觉自己不会种了,这种地还真是一门学问!”姜驰说,过去“头拱地”种地,现在该“抬头看看天”了。
新时代,农业要高质量发展,不能只靠苦干,还得学会巧干。福祥村决心把农业当“生意”,在乡村振兴战略里找门路——“咱守着这么好的肥沃黑土,可不能端着金饭碗要饭。”姜驰说。
“土里刨食要换个刨法!”2015年起,福祥合作社与粮食深加工企业富锦象屿金谷农业物产公司合作,按照“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开展订单经营,农户按比例分红。
“数量保安全,质量保赚钱!”姜驰带着全村又搞起了有机种植和加工,“将粮味菜味找回来!”无论是水稻、杂粮还是果蔬,福祥村不少农户都尝到了“有机”的甜头,村民吴登君已经连续两年使用农家肥搞有机种植:“就这小园菜,咱自己都爱吃,城里人来了疯抢!”
发展红高粱特色观光、搞民俗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网上销售稻米……福祥村行进在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大路上。
福祥村全村人均收入已从世纪之初的500多元提高到1.8万多元,当年的大龄光棍们也大多“脱单”了。“手机、彩电、冰箱、洗衣机、抽水马桶……城里有的俺们大多也有了。”姜驰颇感自豪。院子里,一垄垄玉米、黄瓜、菜豆、青葱……各式“笨菜”琳琅满目,生机勃勃,令人“眼馋”。
尾声
“让大家分到的钱更多”……福祥村行进在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大路上
一年多前,已经成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的姜驰,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在北京感受到中国新时代的自豪和自己肩上的新责任。那一刻,她也为自己定下了新的“小目标”:“等咱村有八成的乡亲存款能到30万元,我就更安心了。”
去年4月,福祥村召开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福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及一系列决议,“让大家分到的钱更多”……福祥村人人当股东的时代到来了。
“农村发展靠领头羊!姜大姐的伤腿就是在解决村里困难矛盾时落下的病痛。”富锦市委书记李源波对姜驰这个“拼命三姐”和福祥村很熟悉,“福祥村这个小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既普通又典型,可以说是见证了从亘古荒原‘北大荒’到中国粮仓‘北大仓’的沧桑巨变,也浓缩了中国农业农村从‘求温饱’到‘谋高质’的曲折奋斗路径。”谈到乡村振兴,李源波深有感触地说,单纯依靠种植业,农民和村集体的增收空间已经有限,富锦作为“北国粮仓”,还未完全摆脱“种强加弱”“种强销弱”被动局面,未来要着力做好两篇大文章,一是“粮头食尾”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广绿色有机种植等,培育高质量农产品集群；二是“农头工尾”,在粮食精深加工等领域发力,做大做强产业链。
“在富锦产业园区,包括世界500强企业象屿集团等一批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企业已经进驻,这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很有帮助,我们对‘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一乡村振兴目标很有信心!”李源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