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农业专家在京郊几乎是家喻户晓，相当的有名。这两位专家是夫妻，丈夫叫阳早，妻子叫寒春。受《西行漫记》一书的影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阳早和寒春先后来到了中国。解放初期，两位专家在西安草滩农场工作，1972年两位农业专家来到京郊红星公社进行农机研究。1982年以后在北京沙河镇小王庄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农机实验站又从事了二十年的牛群饲养和改良的工作。两夫妻是国务院批准的"外国老专家"。
两位外国的农业专家，老海我确实没亲眼见过。但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关于两位外国专家的故事，在京郊流传的相当的广泛。民间传说，阳早和寒春两位外国农业专家只带着几个人，机械化作业，能够种植和管理千亩农田。收割小麦不用镰刀，康麦因联合收割机作业，几天的功夫，千亩麦子，收割的问题解决了。当时我们像听神话一样，羡慕的不得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郊区的小麦收割主要靠镰刀。麦收时节，农民要早晨三四点钟下地，一个人带着两三把前天晚上磨好的镰刀，挥汗如雨，下地收割。割麦子的劳动强度老海我有切身的体会。一个字累！我记得小的时候，从七八岁开始，每年的麦收时节（当时，学校放麦秋假，大约15天左右），都要给母亲当帮手，清晨早起，下地收割小麦。当时生产队包干计件，割一畦麦子给社员若干工分，社员割的多，得到的工分就会更多。母亲争强好胜，当然也是为了挣更多的工分，每块麦地，母亲都先占上一大片，我瞧着都眼晕。记得九岁那一年，麦秋，我和母亲发生了一次冲突。早晨三点钟下地，一直干到中午12点，又乏又累，其他的社员都收工了。母亲又占了好几个畦的麦子。我开始闹气，罢工，坐在畦垄上说啥也不干了。母亲央求我，“明啊，再割一小段，马上就割完了。”“哪完的了，早着哪！”我开始向母亲提抗议，“让我受罪，您干嘛要生我呀？”母亲没了话，我看见母亲的眼里流出了眼泪。我知道自己话说重了，不声不响，咬牙坚持跟母亲一起割完了那块麦子。
收割麦子累，脱粒更累。脱离的时候，鼻孔里、喉咙里都是土，我们形象的称负责脱粒的社员叫土猴，一块地的麦子脱粒完成，负责脱粒的社员浑身上下都是土，基本上看不出人样。那个时候，我们憧憬，啥时候，我们生产队也像阳早寒春的农场那样，用上脱粒机，拎着口袋在地头收麦子。过了十多年，这个愿望就真的变成了现实。我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京郊农村开始普及了小麦联合收割机作业，把农民从繁重的收割、脱粒的劳作中解放出来。我记得，当时，京郊的农民相当的知足，相当的自豪。改革如春风化雨，让农民感受到了新的气象。
小时候，给棉田打药的经历，老海我同样记忆特别深。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种棉花的积极性相当的高。一亩棉田十亩田。啥意思，说的是种一亩棉花投入的人工相当于十亩玉米大田的人力投入。种棉花，费时费工。特别是给棉花打药，滋味着实的不好受。给棉花打药这个活，老海我经历过。大包干刚开始那几年，骄阳酷暑之下，给棉花打药，是我们那一茬京东农村半大小子躲不开的工作。那几年，京东农村的农民几乎家家种棉花。棉花生长过程中要防旱防涝、要经常的打尖，要经常的打农药除虫。每一个环节做不好，老天爷都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缺劳力咋办，基本上是大人孩子齐上阵。那个时候，背着药桶子喷洒农药，家中的半大小子都是主力。给棉花打药绝对是个苦活。三伏天，烈日炎炎，浑身是汗，背着个药筒打药是个啥滋味，老海我不用说，各位您一定能够感受到。天越热，越要给棉花打药。棉铃虫跟你较劲，少打了一次，棉铃虫就成灾了，容不得你懈怠。打药这件事不仅苦、累，还有危险。我记得当时喷洒的农药是速灭杀丁和氧化乐果。毒性都相当的大。给棉花打药出人命的事也发生过。邻村一位老汉，喷洒速灭杀丁的时候，不小心中了毒，要了命。
年少的我曾经憧憬，要是有一架喷洒农药的飞机就好了，书本上说，西方发达国家有这个东西。我把我的憧憬告诉发小斌子，斌子白了我一眼。“做梦去吧！哪有那种好事啊？”飞机给棉田喷洒农药，是我年少时的梦。飘在云彩里的梦。
前不久，央视播送了一个画面，引起了老海我浓厚的兴趣。三个无人驾驶小飞机同时工作，不一会的功夫，一大片棉花田，农药撒了一遍，相当的轻松。炎炎夏日，三名工作人员一滴汗没有出，看风景似的，顷刻间，把喷洒农药的任务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