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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应对高校性骚扰的法律和机构上有许多不足|图源：istockphoto,ajijchan
导读
高校性骚扰事件一再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老师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与学生的权力地位悬殊，令受害学生往往不敢发声；其次是缺少完善的法律与政策保护；具体而言，受害者取证难，举证分配原则不平衡，造成了侵害者有恃无恐的局面。
责编|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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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0日，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一名女研究生发文举报导师洪某炼多次对她进行猥亵、性骚扰。文中表示，在发文之前，她曾向学校反映情况，但此后长达一个月都未能得到妥善处理。最终，她只好在网络发文举报。
7月11日，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职工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办公室在北京大学论坛北大未名中发布声明：针对药学院某同学举报导师的情况，医学部高度重视，学院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已完成初步调查。目前，医学部教职工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正开展全面调查，将尽快回应师生关切。该同学的导师已报警，医学部及学院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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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受害者选择不发声
在北大医学部性骚扰事件曝光后，7月12日，复旦大学学生举报国务学院老师的证据帖又在网上流传，这次举报有多个举报人，跨北京上海两地。而在7月初，还有一名中山大学学生，举报某杨姓青年教师对其实施性暴力。目前，这两起事件校方正在调查处理。
今年早些时候，南开大学三名教师被不同受害者分别举报，5月中旬，校方对三名教师进行了处理。其中一名被撤职，其他两名分别受到记过和诫勉行政处分。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关于高校性骚扰，不同研究因为统计范围、对象、对性骚扰定义的差别，得出了不同的统计结果。
国内的调查相对较少。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于2016年发布的《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35.1%的大学生遭遇过性骚扰或性暴力。一项针对北京高校的研究则发现，接近六成的学生受到过性骚扰。
2017年，广州性别中心发布的《中国高校大学生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近7成的受访大学生遭受过性骚扰。不过，这次调查对性骚扰的定义相对宽泛，且没有限定遭遇性侵的时间段，所以数据会高于其他研究。
从整体来看，全世界的高校校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性骚扰问题。2015年，美国高校联盟（AssociationofAmericanUniversities）、司法部国家司法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ofJustice）报告显示，27所美国高校在校本科生中，约有23.1%的女学生和5.4%的男学生受过性侵。[1]
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NUS）专门进行了一项高校教职员工性行为不端的研究，采访了1839名在校和已毕业学生。这项研究发现，12%的已毕业学生被迫和教职员工进行了非自愿的性接触，八分之一的在校生被曾被令人不舒服的方式摸过。而且侵害者和受害者间，有明显的性别和权力不平等。[2]
大部分的侵害者都是学者而非其他工作人员，而且研究生受害者的比例要显著高于本科生。六成受访者表示侵害者是男性，13.5%的受访者表示侵害者是女性。15.6%的女性报告自己曾被令人不舒服的方式摸过，是男性报告率的一倍多。[2]
或许有人觉得，自己所在的高校环境并没有如此多的性骚扰。然而，这可能是因为大量的受害者没有发声。
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43.8%的学生对性骚扰的态度是“不主动解决”。至于沉默的原因，很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认为“不认为骚扰者会因此而受到惩罚”。[3]
旁观者可能难以想象发声的难度。毕竟不是自己面对这个问题，有时候会把情况想得太轻松。
中国政法大学一项对七所普通高校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未经历过性骚扰的学生，都认为遭到性骚扰的学生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抵抗，只有4.3%人选择“当作没发生，忍气吞声”。然而实际经历过性骚扰的学生，有33.6%都选择了沉默。[4]
尤其在权力落差明显时，期望受害人“直接了当地拒绝”可以说是一种苛责。
高校教师有着掌握学生学术生涯的权力，甚至可以左右学生是否能够顺利毕业。而受害者缺少反击手段，还要担心不能破坏和导师的关系。2014年厦大性侵案中的受害人，曾对教师吴某在论文指导时的一再肢体骚扰愤怒反抗，但之后还要回去道歉。[5]
在最近这名北大医学部女生的自述里，也记录了导师种种权力操控手段。在选择导师之前，她的导师就大肆渲染换导师的难度，还暗示“只要导师想，可以弄死你”，还许诺将来可以读他的博士做博后，在实验室工作。每次猥亵，导师也都是借着讨论科研进展，或者开组会的名义把女生找来，让她无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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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政策的缺位
国内应对高校性骚扰的法律和机构上有许多不足。从法律层面来说。“性骚扰”“高校性骚扰”在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文本中缺乏明确的定义，更没有详细的立法式列举。这导致处理高校性骚扰问题时，没有统一的判准标准。
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明确将禁止性骚扰写进了法律条款，但只是属于“叙述性立法”，仅仅是一个宣誓性的规定，没有任何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6]
从制度上讲，国内各大高校都缺少专门应对性骚扰的处理机制，尤其是缺乏投诉机制，更没有单独的处理机构。
国家教育部曾经印发过《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宣称对涉性骚扰教师零容忍。
然而这仍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文件。在对涉事教师的处理上，最终还是要“通过学校指导督促学校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校方仍然握有很大的处置空间。[7,8]
2018年，北大曾在教授沈阳性侵高岩旧案曝光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并在两天后对《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进行专题讨论。相关领导强调“下一步要抓紧在师生中征求意见……尽快推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落实”。然而，这份建议稿的后续讨论再没有在媒体上出现。[9]
相比之下，更早面对校园性骚扰的欧美国家有着更完善的制度。
在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简称TitleIX）规定，每个学校都需要制定自己的反性歧视政策，并有自己的协调员。以负责协调学校遵守TitleIX并监管关于性歧视的投诉，解决相关的问题。与此同时，每个学校都要告知学生提交有关性别歧视投诉的步骤。[10]
以哈佛大学为例，其TitleIX办公室和争端解决办公室每年会发布一个联合报告，包括团队介绍、TitleIX的教育、培训项目与数据，以及争端解决的数据与分析等内容。无论从法律还是政策上讲，美国高校的反性骚扰措施都是比较完善的。[11]
2000年后，美国各高校的反性骚扰政策已经相对完善。有调查显示：97％的大学都有正式的反性骚扰政策。几乎每个高校学生，都能在官方网站上查到学校的相关政策、自己的权利、处理各种问题的程序以及相关机构的联系方式。反观国内，少有高校能够做到。[12]
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该校的学生如果受到性骚扰，可以选择报警，或者向防止性骚扰和歧视办公室（OPHD）举报，有匿名和秘密举报两种选择，由TitleIX专员受理并实施调查。
匿名举报只暴露侵害人的信息和恶行，秘密举报则是受害人在有保密义务的机构，由保密专员的协助下完成报告。
受理申诉后，TitleIX专员要判断案件是否违背本校《性暴力与性骚扰政策》。若违规，先要尝试在受害人同意下采取调解等措施。否则将启动60天的调查，形成详细书面报告，过程要全程书面通知各方。
下一步，若案件触犯刑法则联系警察，否则专员会将报告转交给相应纪律负责部门，根据相关条款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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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性骚扰定罪有多难
在北大医学部举报女生的自述中，取证成了阻碍调查的最关键因素。学院领导一直要求她给出进一步的证据，否则没法进行调查。
然而，性骚扰，尤其是导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取证难度极大。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薛宁兰的说法，高校性骚扰和公共场所性骚扰不同，具有隐蔽性、反复性、多发性。隐蔽就代表很难被其他人发现，也就难以获得证据。
就像北大医学部举报女生质问的那样，“在导师对学生的不对等关系中，在反锁房门，没有监控的教师办公室，一个受害者如何拿出证据”？在复旦举报女生的案例里，教师则是约去了学生封闭的茶室包间。
但这只是性骚扰取证的诸多问题之一。
在多次接触中，受害者或许有机会录下几次音频，保存一些有侵害者露骨色情发言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下一个难关是，按国内的标准，这些作为证据并不足够。要证明性骚扰的发生，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
在澎湃新闻一篇报道中，律师邢鑫就表示“性骚扰等行为确实存在取证困难。类似于暧昧短信、情书能作为法律上的有效证据，但被骚扰者如要全面充分举证性骚扰事实，应进一步举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如进一步提供现场录音、录像、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13]
复旦举报女生的曝光贴里，也强调了证据链和关键证据的重要性，“向学校呈递了完整的证据链，只是由于取证困难缺少性骚扰发生当下的关键证据。幸运的是，2017年和2019年Z老师在北大的受害者却将证据保留至今。”
不仅证据收集难度极大，性骚扰的举证责任，也几乎都落在了举报方身上。现在国内的性骚扰案件仍然按照一般的民事案件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要求原告方举证，可性骚扰的取证难度摆在那里，因此性骚扰案少有胜诉。相反，被告却不需要花力气证明自己没有进行过性侵。[14]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侵害者往往比受害者更愿意上法庭。因此，法律机构可能会花更多精力注意侵害者可能提出的反诉，而不是对受害者负责。[15]
徐刚案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被美国卫斯理大学教授王敖举报性侵多名女学生后，身在美国的徐刚在深圳罗湖区法院以名誉侵权为由，对王敖提起了民事诉讼。[16]
这场反诉的处理非常曲折，经历了一审-申诉-发回重审-再一审的过程。直到今年5月，经过四年诉讼，罗湖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徐刚全部诉讼请求。[17]
在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一些欧美国家的处理对性骚扰举报者要友好很多。虽然性骚扰取证仍然是难题，但举证责任上的平衡给受害者减轻了不少压力。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高校在性骚扰举证责任问题上，普遍采用证据优势标准，原告方的证据只需要获得50%以上的认可，就可以判定被告方性骚扰成立。按照这个标准，被告方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为自己辩护，这对原告方会公平很多。[18]
尽管特朗普上台后，政策有所变化。但耶鲁大学等高校仍然声明站在性骚扰举报者一边，继续沿用证据优势标准。而在欧洲与加拿大，举证责任分配比美国更加照顾举报性骚扰的一方。[19]
在法律途径之外，一些高校还建设了类似社工组织的支持网。比如普林斯顿的SHARE，为学生人际暴力和虐待（包括性骚扰、性侵犯、约会/家庭暴力和跟踪）受害者提供危机应对、支持、短期咨询、宣传、教育、转介等等服务。
如果学生不想通过法律或者申诉渠道惩罚侵害者，这类支持网可以为学生提供救济。通过转介服务，向校内或社区内的其他机构寻求帮助。
比如换导师这件事，在北大女生这里，工作小组坚持没有证据就不能换导师，没有导师就要退学，这是学籍管理部门的要求。而普林斯顿的SHARE系统与学校的各部门都有联系，不仅可以申请转换导师，甚至可以和社区及公益组织申请在校外找到安全的住处。[20]
相比国高校对性骚扰问题的全面考虑和细致应对，大部分中国高校在反性骚扰这项工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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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c_from=pingtai4cmd=paper_forwardtitle=%E9%AB%98%E6%A0%A1%E6%80%A7%E9%AA%9A%E6%89%B0%E5%8F%97%E5%AE%B3%E8%80%85%E7%9A%84%E6%B2%89%E9%BB%98%E5%8E%9F%E5%9B%A0%3A%E4%B8%
4.;site=xueshu_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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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姜丝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