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块，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但我女儿跟外孙必须回我家住。＂岳母站在客厅中央，语气坚决得像刀切豆腐。
客厅里的老式吊扇吱呀吱呀地转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夏日特有的闷热，我和秀兰面面相觑，谁也没敢第一个开口。
我叫张建国，一九八五年从农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那时候全村人给我送行，村支书还特意拿了两斤猪肉给我裹在干粮里，说是让我在城里也能吃口肉。
大学毕业后，组织分配我去了省城一家国营机械厂当了技术员，虽说不是什么大干部，但在那个年代，有个铁饭碗已经让我爹娘逢人就夸。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每个角落，我在厂里认识了同车间的李秀兰，是会计科的小会计，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像极了小时候村里放映队放的《骑士》里的女主角。
相恋半年，我们就结婚了，彼时没有什么婚纱照，只是去照相馆拍了两张黑白合影，秀兰穿着借来的白色连衣裙，我穿着硬挺的中山装，笑得比蜜还甜。
婚后，我们靠着两人的工资，在厂区附近买了套六十平米的小两居室，日子虽然简单，却也安稳，每天早晨听着厂广播站的音乐起床，晚上看着院子里放的露天电影入睡。
一九九六年，秀兰怀孕了，正赶上单位效益开始下滑，上个月的工资都发了白条，连食堂也只给职工家属供应最基本的粗粮。
可我们仍沉浸在即将为人父母的喜悦中，秀兰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常半夜醒来，轻轻抚摸她隆起的腹部，感受孩子的胎动，仿佛摸到了未来。
那是个没有手机的年代，每次打电话回老家报平安，都得去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投两枚硬币，听着＂滴滴滴＂的忙音，等着村里唯一的电话亭里有人接听。
＂建国，孩子生下来后，找谁带呢？＂一天晚上，秀兰突然问我，她正坐在床边缝制婴儿的小衣服，我妈寄来的旧棉布被她洗净裁剪，重新缝制成可爱的小褂子。
＂找我妈吧，她一个人在乡下也挺孤单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一边翻看着单位刚发的家属购物券，思考着怎么用它换到奶粉和尿布。
秀兰的针线活停了下来，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出了心里话：＂我妈退休了，在城里有时间，而且带孩子更有经验＂
秀兰的妈妈曾是省城一家纺织厂的老工人，刚退休没多久，住在城东的老小区里，每月有一百多的退休金。
＂可你妈说过要两千块钱一个月，我们哪里负担得起？＂我皱着眉头，点燃了一支＂红塔山＂，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当时我们两人加起来工资也就三千多一点，还有不少是实物配给，拿出两千给岳母，剩下的怎么过日子？
＂你妈身体不好，上次肺炎住院还没缓过来劲儿，又不习惯城里生活，你忍心让她从乡下来受罪吗？＂秀兰的声音轻柔，却带着不容反驳的坚定，就像厂区大喇叭里宣读的文件通知。
＂再说了，我家就我一个闺女，妈退休了特别想多陪陪外孙，你就不能体谅体谅她老人家的心情吗？＂秀兰眼里泛起泪光，手里的针线活搁在了一边。
就这样，我们的争论像春日里反复无常的天气，时晴时阴，谁也说服不了谁。
孩子降生那天，是个闷热的夏日，蝉声震耳欲聋，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医院的白墙被多年的消毒水浸染得发黄，走廊里挤满了人，汗水和消毒水的气味混在一起，我坐在长椅上，点着一根接一根的烟，手指尖都要烫出水泡来。
我妈和岳母同时赶到了医院，两位母亲在产房外焦急地等待着，谁也没说话，却都紧紧盯着那扇随时可能打开的绿色铁门。
我妈穿着乡下人穿的蓝底碎花衣裳，鞋子上还带着村口泥泞的痕迹，想必是天不亮就赶路了；岳母则一身浅色的确良衬衫，脖子上挂着白蜡珠项链，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个退休的女干部。
＂是个男孩！七斤六两！＂护士推开门，宣布这个好消息。
整个走廊沸腾了，我激动得手足无措，两位母亲则眼含热泪，相视一笑，那一刻，一种奇妙的和谐笼罩着我们，像是人民公园里的晨曦，洒在每个晨练者身上。
＂我来照顾月子。＂岳母第一个开口，理所当然的语气，让人无法拒绝。
＂我来帮着做饭收拾家务。＂我妈紧随其后，乡下人的朴实在她的话语中显露无遗。
就这样，两位老人达成了短暂的＂联盟＂，共同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们给孩子取名叫＂小乐＂，希望他能给家里带来快乐，也盼着他能在这个正在变化的时代里，生活得开心顺遂。
月子里，岳母照顾秀兰和孩子无微不至，准备的鲫鱼汤和猪蹄都是按照老规矩来的，我妈则负责后勤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排队买新鲜的菜，回来洗衣做饭扫地，忙得连轴转。
可渐渐地，两位老人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像是墙角的裂缝，一开始细如发丝，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岳母觉得我妈的饭菜不合秀兰口味——＂这么咸，产妇怎么吃？＂；我妈认为岳母带孩子太娇惯——＂小孩子哭两声怎么了，越抱越娇气＂。
饭桌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像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我们的小两居室仿佛变小了一半，每个人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踩到对方的尊严。
＂建国，我看还是让你妈回乡下吧，屋子太小，住不下这么多人。＂一天晚上，岳母趁我在阳台上抽烟的时候，轻声对我说，她手里拿着一本《家庭医生》的杂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心里一沉，烟灰掉在了裤子上，烫出一个小洞，看着满头白发的母亲，我忽然记起她曾说过的话：＂儿子，我这辈子就你一个亲人了。＂老爹去世早，家里的担子全压在她肩上，送我上大学的钱，是她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块手表才凑齐的。
＂阿姨，我妈＂我刚想解释，岳母就打断了我。
＂你也是明白人，小两口有小两口的生活，秀兰月子还没坐完，孩子还这么小，太多人反而添乱，你说是不是？＂岳母的话有理有据，让人难以反驳。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我送母亲去了火车站，老式的候车室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熟食的油腻味，母亲坐在硬座上，拎着的布袋里装满了没吃完的零食，准备带回老家。
＂妈，到家给我打电话。＂我把一个纸包塞进她的口袋，里面是我攒了两个月才凑齐的二百块钱。
＂傻孩子，钱你自己留着，城里样样都要钱。＂母亲推辞着，却被我坚持塞进了她的衣兜。
列车缓缓启动时，她的目光透过车窗，停留在我脸上，像是要把我的样子深深刻进记忆里，那目光太沉重，我几乎承受不住，低下了头。
＂以后每个月都给你寄钱，你别舍不得花。＂我冲着远去的车厢喊道，声音淹没在汽笛声中。
我站在站台上，直到列车消失在视野尽头，才转身离去，回家的路上，天色渐暗，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而我的心里，却有一片无法照亮的阴影。
岳母正式入住后，提出了明确的条件：每月两千元，她会全天候照顾小乐，还负责给秀兰做月子餐，这在她看来是再公平不过的交易了。
那时厂里效益更差了，连续三个月的工资都只发了一半，剩下的发了些厂里的产品抵债，我和几个同事还得想办法把这些零件拿到市场上去换钱，发工资都不准时，两千元对我们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
每当我去银行取钱给岳母时，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像是喝下一杯没加糖的苦丁茶。
＂我凭什么要收自己女儿的钱？帮忙带孙子是应该的！＂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充满不解，背景里是村广播站的天气预报，杂音很大，但掩盖不住她的心痛。
＂妈，我也不想，但＂我欲言又止，不愿让母亲知道家里的难处，她那一代人太要强，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看到儿女为难。
＂建国，你还记得你上大学那年吗？我攒了一辈子的钱供你读书，可从来没跟你要过一分钱回报。＂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我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那些艰难的日子。
＂帮自己的儿子带孩子，天经地义的事情，哪能要钱啊？＂母亲继续说，声音低沉得像是怕被谁听见似的。
挂了电话，我在厂门口的小卖部买了包最便宜的＂红梅＂，一口气抽了三根，烟雾呛得我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
小乐一天天长大，从会翻身到会爬，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我的工资也在渐渐缩水，单位开始裁员，每天厂门口都贴满了招工启事和个人求职的小纸条。
九七年过年前，厂里通知要裁减一批职工，名单还没公布，人心惶惶，秀兰每天回家都是红着眼睛的，说会计科已经有两个人拿了遣散费回家了。
一年后的春节，我接母亲来城里过年，那是小乐出生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改革开放后最冷的一个冬天。
母亲一下火车，我就发现她瘦了一圈，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像是田野里干涸的河床，原本黑亮的头发也布满了霜雪。
＂妈，你怎么瘦成这样？＂我接过她的行李，一个磨破边的藤条箱，上面还贴着我上大学时用过的标签。
＂没事，就是村里活多，饭也没人做，随便对付对付。＂母亲笑着说，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她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给小乐带的鸡蛋，我们村的草鸡下的，可有营养了。＂
那个春节，家里的气氛格外微妙，像是一部调频不准的收音机，时而清晰时而杂音连连。
岳母对我母亲态度客气却疏远，母亲则尽力融入却总显得格格不入，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节奏，一个还保留着农村的生活习惯，两种世界在六十平米的小屋里艰难共存。
小乐已经会走路了，摇摇晃晃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但他对我母亲很陌生，常常在她想抱他时躲到岳母身后，奶声奶气地叫着＂外婆，外婆＂。
母亲每次伸出的手都尴尬地悬在半空，然后慢慢收回，像是一只被雨打湿了翅膀的鸟，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正月初五，小乐突然发高烧，那是九十年代的寒冬，气温低得吓人，家里的老式暖气片只有一半是热的，墙角结了一层薄冰。
凌晨三点，我和秀兰抱着孩子去医院，两位老人都要跟着去，谁也劝不住，仿佛这是一场无形的争夺战，谁退后一步就意味着认输。
＂你们都留下吧，外面太冷了。＂我劝道，心疼两位上了年纪的母亲。
＂孩子病了，我不放心。＂岳母坚持，已经穿上了厚厚的棉袄。
＂我我也去。＂母亲轻声说，她的声音细若游丝，却透着倔强。
冬夜的马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背着小乐在前面快步走着，秀兰和两位老人紧跟其后，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结，像是一行人身后的幽灵。
医院急诊室的长椅上，岳母抱着小乐，秀兰去挂号，我去交费，母亲则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像个局外人。
＂孩子，来外婆这儿。＂岳母轻轻拍着小乐的背，熟练地安抚着发烧的孩子。
＂外婆＂小乐奶声奶气地叫着，紧紧抓住岳母的衣角，像是找到了唯一的依靠。
母亲站在一旁，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羡慕，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丝难以名状的悲伤。
她默默从包里拿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硬物，递给小乐：＂乖孙子，奶奶给你带了个玩意儿。＂
那是个木头刻的小马，上面还画着红色和黑色的花纹，看上去粗糙却充满了乡土气息。
母亲解释说，那是她让村里木匠老周专门做的，用的是她家门前那棵老槐树的木头，盼了好久才做好，还特意用红布包着，说是能辟邪保平安。
小乐好奇地接过来，却在摸到粗糙的木头表面时，撇了撇嘴：＂不要，扎手。＂说完，他又把脸埋进了岳母的怀里。
母亲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像是冬天里结了冰的小溪，她的眼神黯淡下来，嘴唇微微颤抖，却没有说什么。
岳母赶紧说：＂孩子发烧呢，没力气玩，等他好了再玩也不迟。＂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胜利的喜悦，却也有一丝对老姐妹的怜悯。
我看着母亲缓缓收回手，将小木马重新塞回包里的动作，心如刀割，像是有人揪住了我的心，一阵阵绞痛。
那天凌晨的急诊室里，消毒水的味道格外刺鼻，走廊上的日光灯忽明忽暗，映照着每个人疲惫的脸庞，而我，夹在两位母亲之间，左右为难，像是风雨中的一叶小舟，不知该往哪个方向驶去。
小乐的病很快就好了，但家里的气氛却越发凝重，像是一锅即将煮沸的水，随时可能溢出锅沿。
春节过后，母亲执意要回乡下，我知道劝不住她，只能送她到车站，临行前，我递给她准备的红包。
＂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把装着五百块钱的红包塞进她手里，那是我借了同事的钱才凑齐的，这个数目当时已经是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
母亲推辞着：＂你自己留着用吧，城里开销大，我听说你们厂里要裁员，你得攒点钱防着点。＂
＂妈，你拿着，农村也要花钱。＂我坚持道，把红包硬塞进她的口袋，那件老旧的棉袄已经洗得发白，袖口处还有补丁。
母亲终于收下了，但她的眼里有说不出的落寞，像是灰蒙蒙的天空，看不到一丝亮色。
上车前，她忽然握住我的手：＂建国，你媳妇月子坐得还没满，我就回去了，你别怪妈没尽到责任。＂
＂妈，您别这么说＂我鼻子一酸，差点当场落泪，好在车站的喇叭声掩盖了我的哽咽。
母亲上车后，透过窗户对我说：＂儿子，妈不跟你要钱，不是妈不爱你和孙子，是妈觉得，亲情不该有价格。＂
她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刺进我的心脏，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无条件的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
回家路上，我的思绪万千，像是乱麻一般理不清。
厂区的围墙上贴满了＂某某红木家具厂招工＂、＂某某服装厂招女工＂的告示，这些新兴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我们这些国企工人，则像是被时代抛弃的老黄历，翻不出新的一页。
到家后，看到岳母正在教小乐背儿歌，秀兰在一旁笑着鼓掌，这本该是温馨的一幕，却让我感到一阵刺痛，像是眼睛里进了沙子，疼却说不出来。
＂我给了我妈五百块。＂晚上，我对秀兰说，她正在涂护肤霜，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廉价香水的味道。
秀兰吃惊地看着我：＂为什么？她不是不要钱吗？＂她的声音提高了，显然是想让在隔壁房间的岳母听见。
＂正因为她不要，我才更应该给。＂我低声说，不想吵起来。
＂可是我们已经给我妈两千了，再给你妈五百，我们怎么过？上个月的房租还没交呢！＂秀兰皱眉道，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花。
＂你妈要两千是因为她值这个价，我妈不要钱就不值钱了吗？＂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像是崩断的弦，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你什么意思？我妈带小乐这么辛苦，拿两千怎么了？＂秀兰也来了火气，把手里的护肤品狠狠扔在了梳妆台上。
我没有回答，只是翻了个身，背对着她，那晚，我辗转难眠，脑海里全是母亲那双粗糙的手和落寞的眼神，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压力，厂里随时可能下岗，房贷车贷如同紧箍咒，让我喘不过气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秀兰为了钱的事越吵越凶，从最初的低声争执到后来的大声争吵，再到最后的冷战，我们之间的感情如同秋天的落叶，一片片凋零。
岳母则时常数落我不懂感恩，说她放弃了退休生活来照顾孙子，两千块钱根本不算多，现在请个保姆都要三千起步，而她又是亲外婆，对孩子的上心程度是保姆无法比的。
厂里效益越来越差，我们的工资常常拖欠，有时发点实物代替，有时干脆发白条，说是等效益好了再补发。
小乐的奶粉钱、看病钱、玩具钱，样样都不能少，而我，作为一个男人，眼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不断减少，心里的压力与日俱增。
一天，我回到家，发现冰箱里的食物所剩无几，连最基本的白菜豆腐都快没了，而小乐的奶粉罐已经见底，他嚎啕大哭的声音从卧室传来，刺痛了我的耳膜。
＂建国，这个月我妈的钱＂秀兰欲言又止，眼神中带着一丝恳求。
＂我知道了。＂我叹了口气，转身出门，去找厂里的财务借了钱，说是家里有急事，其实是为了凑齐给岳母的两千元。
那晚，我在单位加班，因为有位工友请我帮他修改图纸，答应给我一百块钱的酬劳，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外快了。
回家的路上，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整个城市像是笼罩在一层灰色的纱幔之下，路边的路灯在雨中显得格外朦胧，仿佛随时会熄灭。
我做了个梦，梦见母亲一个人在村里的老屋子，生了病却无人照料，她躺在那张我从小睡到大的木板床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叨着我的名字。
我惊醒后，浑身冷汗，窗外的雨声依旧，秀兰和小乐在另一个房间里熟睡，岳母的鼾声从隔壁传来，而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像是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一般。
决定第二天就去看母亲，我没告诉任何人，请了假直奔火车站，买了最早一班回老家的硬座票。
十几个小时的硬座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向村口，村里的小路还是那么泥泞，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粪土味和青草香，远远地，就看见母亲弯着腰在菜园里劳作，她的背影比我记忆中更加佝偻，像是一根即将折断的芦苇。
＂妈！＂我大声喊道，嗓子因为激动而有些嘶哑。
母亲抬头，阳光下，她的脸庞布满惊喜：＂建国？你怎么来了？＂她放下手中的农具，跌跌撞撞地向我跑来，像个孩子。
我几步上前，一把抱住她瘦小的身体，她身上有着熟悉的味道，是阳光、泥土和汗水的混合，是我童年的记忆，是我灵魂的根源。
进了屋，我发现家里异常简陋，电视是老式的黑白机，还是我上大学时买的那台＂熊猫＂牌，家具也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木桌上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唯一新的，是墙上挂着的我和小乐的照片，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像是镶了金边的宝贝。
＂妈，您这是＂我环视四周，心里一阵酸楚，想到自己每个月给岳母的两千元，再看看母亲的生活环境，心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痛难忍。
＂我挺好的，就是想你们了。＂母亲笑着说，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枚硬币，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铁盒，里面放着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一分未动，还有几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已经泛黄但保存完好。
＂小乐现在会说多少话了？会叫人了吗？＂她小心翼翼地问，生怕触碰到什么禁忌话题。
＂会叫人了，还会背《三字经》呢。＂我笑着说，尽量让语气显得轻松。
＂真聪明，像他爸爸。＂母亲自豪地说，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突然意识到，在母亲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最优秀、最完美的儿子，不管我的生活多么窘迫，工作多么不如意，她都会无条件地支持我、爱我，而我，却因为生活的重压，忽略了这份最纯粹的爱。
晚上，母亲做了一桌我爱吃的菜，虽然简单，却让我感到无比温暖，有红烧茄子、清炒豆角、炖排骨，还有我最爱的糖醋鱼，都是她亲手做的，鱼是她一大早去村头的池塘钓的，排骨是向邻居家借的，只为了让我吃顿好的。
＂妈，您要不搬来城里住吧？＂饭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提议，这个想法在心里盘旋已久，却一直没有说出口。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我一个老婆子，去了反而添乱。再说，我在村里习惯了，城里我住不惯，那么多楼梯爬上爬下的，腿脚也不方便。＂她的话语间透着坚决和无奈。
我知道她是在为我考虑，心里更加愧疚，母亲太了解我的处境，知道我经济拮据，无法同时负担两位老人的生活，所以宁愿自己吃苦，也不给我增添负担。
回城前，我硬塞给母亲两千元：＂妈，这是孝敬您的，别推辞。＂我把钱塞进她的围裙口袋，心想不管怎样，这个月我一定要让母亲和岳母得到一样的待遇。
母亲收下了，却说：＂你等等。＂她进屋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亲手做的腌菜和晒干的野菜，还有几罐自制的辣酱：＂带回去给孙子和秀兰尝尝，这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比城里买的强。＂
在回城的火车上，我把母亲给的东西紧紧抱在怀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幸好车厢里光线昏暗，没人注意到一个大男人的失态。
回到家，岳母看到我带回的东西，不屑地撇撇嘴：＂乡下的东西，不干净，别给孩子吃，万一闹肚子怎么办？＂
秀兰也帮腔道：＂是啊，小乐现在肠胃弱，吃这些怕消化不良，还是喝奶粉安全。＂
我没说话，默默把东西放进了厨房的角落，心里的委屈和愤怒如同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晚上，我把在乡下看到的情况告诉了秀兰，希望能让母亲来城里住，哪怕只是短期小住，让她有机会亲近一下孙子。
＂你疯了？房子这么小，住不下那么多人！＂秀兰激动地说，她穿着新买的睡衣，头发上还带着发卷，准备第二天去参加单位的聚会。
＂可是我妈一个人在乡下＂我还想解释，却被她打断。
＂你妈在乡下住了一辈子，现在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接到城里？是不是嫌我妈碍事？＂秀兰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仿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
＂我妈带孩子已经够辛苦了，再来个老人，谁照顾谁啊？何况你妈那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来了只会添乱！＂秀兰打断我，眼中闪烁着警惕的光芒。
我们的争吵惊动了岳母，她披着外套走过来，冷静地说：＂建国，你别为难秀兰了。我看，要么你妈自己在乡下，要么就让我回去，你妈来带孩子，但是别指望我免费帮忙。＂
我被她的话激怒了：＂您的意思是，照顾自己的外孙还要收钱？＂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像是拉紧的弓弦。
＂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凭什么不能有回报？＂岳母反问，她站得笔直，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但那副官架子一点没变，＂再说了，我也不是开慈善机构的，谁的养老钱不是自己攒的？＂
＂那我妈呢？她付出的就不值钱吗？＂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像是一把刀，无情地划破了这个家虚伪的平静表象。
＂你＂岳母气得脸色铁青，双手握成拳头，指节发白。
秀兰拉住我：＂建国，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她辛辛苦苦帮我们带孩子，你不感谢就算了，还敢顶嘴？＂
我看着她们母女，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家里，我和母亲永远是外人，没有发言权，没有决定权，只能默默承受不平等的待遇。
那一刻，我心里的什么东西碎了，像是一面镜子，破碎后再也无法恢复原状。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们各自沉默，像三个陌生人住在一起，只有在小乐面前，才勉强维持着和睦的假象。
小乐成了唯一的纽带，连接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他的笑声是唯一能让所有人脸上露出笑容的魔法。
一天下班回家，我发现岳母正在收拾行李，行李箱敞开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她的衣物和日用品。
＂妈，您这是＂秀兰惊讶地问，手里还端着刚炒好的一盘青菜。
＂我不干了！两千块钱就想让我累死累活？建国根本不尊重我的付出！＂岳母愤怒地说，眼睛通红，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昨天我跟楼下的王阿姨聊天，人家带外孙女一个月拿三千五呢！我才要两千，已经是看在亲闺女的份上了！＂
我站在门口，没有说话，身上的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下，油渍斑斑，上午刚被主任骂了一顿，因为图纸上出了个小错，现在回家又要面对这样的场景，心里的怒火和委屈一触即发。
＂妈，您别走＂秀兰慌了，放下盘子去拉岳母的手，＂建国不懂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回家去！除非建国给我道歉，而且以后每月三千！＂岳母提出了新条件，仰着头，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我心中最后一丝忍耐。
我转身走向卧室，拿起电话。
＂妈，您能来城里住一段时间吗？＂我对着电话那头说，声音平静得出奇。
电话那头，母亲惊讶地问：＂出什么事了？＂背景里是院子里鸡鸭的叫声，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
＂没事，就是想您了。＂我努力控制着声音里的颤抖，不想让母亲担心。
＂孩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母亲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异常，这就是母亲，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能感知儿子的情绪变化。
＂真没事，就是想让您来城里住段时间，看看小乐，他都会背《三字经》了。＂我强打精神说，心里却想着，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让母亲来城里住一阵子。
挂了电话，我走出卧室，对岳母说：＂阿姨，您回去吧，我妈明天就到。＂
岳母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决绝，一时语塞，嘴唇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
秀兰则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建国，你疯了吗？不就是钱的问题吗？我们可以商量啊！＂
＂我很清醒。＂我平静地说，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妈可以不要钱带孩子，我们省下这笔钱，日子会好过很多。＂
岳母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好，好得很！你会后悔的！等着瞧吧，你妈一个农村老太太，连字都不识几个，能教出什么好孩子？＂说完，她拉着行李箱离开了，碰倒了门口的鞋架，哐当一声震得整个房子都在颤抖。
秀兰哭着追出去：＂妈，您别走啊！咱们有话好好说！＂她的哭声回荡在楼梯间，像是一只受伤的鸟儿。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她们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有解脱，有愧疚，有愤怒，也有一丝莫名的平静，就像暴风雨过后的海面，波涛汹涌后的宁静。
第二天，我去火车站接母亲，站在人流如织的站台上，焦急地等待着那列从乡下开来的绿皮火车。
当母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忽然觉得鼻子一酸，所有的委屈和无奈都在那一刻涌上心头。
＂妈，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我接过她的行李，一个补了又补的旧布包。
母亲拍拍我的肩：＂傻孩子，妈没受委屈，该委屈的是你。＂她的话语简单却直击我的心灵深处，让我不由自主地红了眼眶。
回家路上，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母亲，从岳母的要求到我和秀兰的争吵，再到岳母的离开，一五一十地全盘托出。
她听后，叹了口气：＂儿子，你不该这样。＂
＂妈，您＂我惊讶地看着她，原以为她会理解我，支持我，没想到她却站在了＂对方＂那边。
＂人各有难处，你岳母要钱，未必是贪心，可能也有她的难处。＂母亲平静地说，目光望向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再说，秀兰毕竟是你妻子，孩子他娘，你不该闹得这么僵。家和万事兴，一个家散了，什么都散了。＂
我沉默了，母亲的宽容让我汗颜，她那一代人的智慧不是在书本上学来的，而是通过岁月的磨砺、生活的锤炼而成的。
回到家，秀兰正在收拾东西，一件件地把衣服叠进旅行包里，看起来也准备离开了。
看到我和母亲，她愣了一下，然后说：＂建国，我要带小乐回我妈那住几天。＂她的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母亲就上前拉住了秀兰的手：＂闺女，别走。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好好说。是不是建国惹你生气了？他这个人从小倔脾气，说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
母亲的笑容和蔼可亲，没有一丝责备，只有理解和包容。
秀兰犹豫了片刻，眼泪又涌了出来：＂婆婆我妈她＂
＂我知道，我都知道。＂母亲轻轻拍着秀兰的背，＂你妈也是为了你们好，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最终，在母亲的安抚下，秀兰还是坐了下来，三个人围在餐桌旁，像是一次家庭会议。
母亲看着我们，缓缓道出了她的决定：＂我来带小乐，但我有个条件。＂
我和秀兰都惊讶地看着她，不知道这个一向好说话的老人会提出什么要求。
＂我不要钱，但你们得给岳母打电话，请她回来一起住。＂母亲的声音坚定而温和，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让人感到温暖却不刺眼。
＂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想反对，却被母亲制止了。
＂这孩子，奶奶外婆都疼，何必非得选一个？再说，我一个人也带不好，需要她教我。＂母亲笑着说，眼里满是智慧的光芒，＂我不识字，孩子的功课我辅导不了，但我能做饭洗衣服，她教孩子，我做家务，岂不是两全其美？＂
秀兰的眼里闪动着泪光：＂婆婆＂她第一次真心实意地叫出这个称呼，不再只是敷衍的客套。
就这样，在母亲的调解下，岳母回来了，虽然一开始还是面色不善，言语冷淡，但看到母亲那种无条件的包容和理解，态度渐渐软化了下来。
两位老人开始了一段微妙的＂合作＂关系，岳母教母亲如何照顾小乐，什么时候该吃药，发烧了该怎么处理，母亲则负责做饭和家务，蒸出的馒头白软如雪，炖的排骨酥烂脱骨。
渐渐地，她们竟然成了忘年交，一起带孩子一起唠家常，坐在小区的长椅上，一个织毛衣一个择菜，说着各自年轻时的故事，笑声传得老远。
最让我惊讶的是，岳母不再提钱的事，一天，我偷偷问她为什么。
＂你妈这个人＂岳母停顿了一下，眼神望向厨房里忙碌的背影，＂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母亲。那个年代，我们家也是农村的，母亲也是不识字，但把我拉扯大，供我读完了高中。＂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怀念，＂再说，你们工资也不高，我要那么多钱干嘛？攒着又带不到棺材里去。＂
听了这话，我心中的最后一丝芥蒂也消散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契机，一次真诚的交流。
我们开始每月给两位老人一样的＂零花钱＂，虽然数目不大，但表达了我们的心意和尊重。
最令人欣慰的是，小乐在两位老人的疼爱下，茁壮成长，他开始能分辨＂奶奶＂和＂外婆＂，也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与她们相处。
对奶奶，他会撒娇要糖吃；对外婆，他会央求讲故事。奶奶教他乡下的童谣和节气谚语，外婆则教他城里的礼仪和为人处世的道理，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和谐共存。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母亲和岳母坐在阳台上，一起择菜聊天，阳光洒在她们的银发上，温暖而和谐。
＂建国，回来啦。＂母亲抬头微笑，手里的针线活一刻也没停。
＂快去洗手吃饭，今天你妈包了饺子，馅料是我调的，特别香。＂岳母补充道，眼里不再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等与尊重。
我站在那里，忽然意识到，家的意义，不在于谁付出多少钱，而在于我们如何用心去珍惜彼此的存在。
母性之爱无价，亲情之重难量，生活中的计较与争执，终究抵不过一颗宽容与谅解的心。
我望着阳台上和谐相处的两位母亲，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想起小时候村里老人常说的一句话：＂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原来爱，就是这样简单且深厚的东西，不需要计较，不需要比较，只需要真心付出，真诚接纳。
这是我在那个带着春天气息的午后，从两位母亲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人生智慧，一个把爱作为本能，一个把爱当作选择，但最终，她们都因为爱而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而我，终于明白了，生活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道需要用爱和智慧去解的综合题，答案或许没有标准，但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值得尊重和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