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块,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但我女儿跟外孙必须回我家住。"岳母站在客厅中央,语气坚决得像刀切豆腐。
客厅里的老式吊扇吱呀吱呀地转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夏日特有的闷热,我和秀兰面面相觑,谁也没敢第一个开口。
我叫张建国,一九八五年从农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那时候全村人给我送行,村支书还特意拿了两斤猪肉给我裹在干粮里,说是让我在城里也能吃口肉。
大学毕业后,组织分配我去了省城一家国营机械厂当了技术员,虽说不是什么大干部,但在那个年代,有个铁饭碗已经让我爹娘逢人就夸。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每个角落,我在厂里认识了同车间的李秀兰,是会计科的小会计,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像极了小时候村里放映队放的《骑士》里的女主角。
相恋半年,我们就结婚了,彼时没有什么婚纱照,只是去照相馆拍了两张黑白合影,秀兰穿着借来的白色连衣裙,我穿着硬挺的中山装,笑得比蜜还甜。
婚后,我们靠着两人的工资,在厂区附近买了套六十平米的小两居室,日子虽然简单,却也安稳,每天早晨听着厂广播站的音乐起床,晚上看着院子里放的露天电影入睡。
一九九六年,秀兰怀孕了,正赶上单位效益开始下滑,上个月的工资都发了白条,连食堂也只给职工家属供应最基本的粗粮。
可我们仍沉浸在即将为人父母的喜悦中,秀兰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常半夜醒来,轻轻抚摸她隆起的腹部,感受孩子的胎动,仿佛摸到了未来。
那是个没有手机的年代,每次打电话回老家报平安,都得去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投两枚硬币,听着"滴滴滴"的忙音,等着村里唯一的电话亭里有人接听。
"建国,孩子生下来后,找谁带呢?"一天晚上,秀兰突然问我,她正坐在床边缝制婴儿的小衣服,我妈寄来的旧棉布被她洗净裁剪,重新缝制成可爱的小褂子。
"找我妈吧,她一个人在乡下也挺孤单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一边翻看着单位刚发的家属购物券,思考着怎么用它换到奶粉和尿布。
秀兰的针线活停了下来,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出了心里话:"我妈退休了,在城里有时间,而且带孩子更有经验"
秀兰的妈妈曾是省城一家纺织厂的老工人,刚退休没多久,住在城东的老小区里,每月有一百多的退休金。
"可你妈说过要两千块钱一个月,我们哪里负担得起?"我皱着眉头,点燃了一支"红塔山",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当时我们两人加起来工资也就三千多一点,还有不少是实物配给,拿出两千给岳母,剩下的怎么过日子?
"你妈身体不好,上次肺炎住院还没缓过来劲儿,又不习惯城里生活,你忍心让她从乡下来受罪吗?"秀兰的声音轻柔,却带着不容反驳的坚定,就像厂区大喇叭里宣读的文件通知。
"再说了,我家就我一个闺女,妈退休了特别想多陪陪外孙,你就不能体谅体谅她老人家的心情吗?"秀兰眼里泛起泪光,手里的针线活搁在了一边。
就这样,我们的争论像春日里反复无常的天气,时晴时阴,谁也说服不了谁。
孩子降生那天,是个闷热的夏日,蝉声震耳欲聋,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医院的白墙被多年的消毒水浸染得发黄,走廊里挤满了人,汗水和消毒水的气味混在一起,我坐在长椅上,点着一根接一根的烟,手指尖都要烫出水泡来。
我妈和岳母同时赶到了医院,两位母亲在产房外焦急地等待着,谁也没说话,却都紧紧盯着那扇随时可能打开的绿色铁门。
我妈穿着乡下人穿的蓝底碎花衣裳,鞋子上还带着村口泥泞的痕迹,想必是天不亮就赶路了;岳母则一身浅色的确良衬衫,脖子上挂着白蜡珠项链,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个退休的女干部。
"是个男孩!七斤六两!"护士推开门,宣布这个好消息。
整个走廊沸腾了,我激动得手足无措,两位母亲则眼含热泪,相视一笑,那一刻,一种奇妙的和谐笼罩着我们,像是人民公园里的晨曦,洒在每个晨练者身上。
"我来照顾月子。"岳母第一个开口,理所当然的语气,让人无法拒绝。
"我来帮着做饭收拾家务。"我妈紧随其后,乡下人的朴实在她的话语中显露无遗。
就这样,两位老人达成了短暂的"联盟",共同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们给孩子取名叫"小乐",希望他能给家里带来快乐,也盼着他能在这个正在变化的时代里,生活得开心顺遂。
月子里,岳母照顾秀兰和孩子无微不至,准备的鲫鱼汤和猪蹄都是按照老规矩来的,我妈则负责后勤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排队买新鲜的菜,回来洗衣做饭扫地,忙得连轴转。
可渐渐地,两位老人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像是墙角的裂缝,一开始细如发丝,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岳母觉得我妈的饭菜不合秀兰口味——"这么咸,产妇怎么吃?";我妈认为岳母带孩子太娇惯——"小孩子哭两声怎么了,越抱越娇气"。
饭桌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像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我们的小两居室仿佛变小了一半,每个人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踩到对方的尊严。
"建国,我看还是让你妈回乡下吧,屋子太小,住不下这么多人。"一天晚上,岳母趁我在阳台上抽烟的时候,轻声对我说,她手里拿着一本《家庭医生》的杂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心里一沉,烟灰掉在了裤子上,烫出一个小洞,看着满头白发的母亲,我忽然记起她曾说过的话:"儿子,我这辈子就你一个亲人了。"老爹去世早,家里的担子全压在她肩上,送我上大学的钱,是她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块手表才凑齐的。
"阿姨,我妈"我刚想解释,岳母就打断了我。
"你也是明白人,小两口有小两口的生活,秀兰月子还没坐完,孩子还这么小,太多人反而添乱,你说是不是?"岳母的话有理有据,让人难以反驳。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我送母亲去了火车站,老式的候车室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熟食的油腻味,母亲坐在硬座上,拎着的布袋里装满了没吃完的零食,准备带回老家。
"妈,到家给我打电话。"我把一个纸包塞进她的口袋,里面是我攒了两个月才凑齐的二百块钱。
"傻孩子,钱你自己留着,城里样样都要钱。"母亲推辞着,却被我坚持塞进了她的衣兜。
列车缓缓启动时,她的目光透过车窗,停留在我脸上,像是要把我的样子深深刻进记忆里,那目光太沉重,我几乎承受不住,低下了头。
"以后每个月都给你寄钱,你别舍不得花。"我冲着远去的车厢喊道,声音淹没在汽笛声中。
我站在站台上,直到列车消失在视野尽头,才转身离去,回家的路上,天色渐暗,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而我的心里,却有一片无法照亮的阴影。
岳母正式入住后,提出了明确的条件:每月两千元,她会全天候照顾小乐,还负责给秀兰做月子餐,这在她看来是再公平不过的交易了。
那时厂里效益更差了,连续三个月的工资都只发了一半,剩下的发了些厂里的产品抵债,我和几个同事还得想办法把这些零件拿到市场上去换钱,发工资都不准时,两千元对我们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
每当我去银行取钱给岳母时,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像是喝下一杯没加糖的苦丁茶。
"我凭什么要收自己女儿的钱?帮忙带孙子是应该的!"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充满不解,背景里是村广播站的天气预报,杂音很大,但掩盖不住她的心痛。
"妈,我也不想,但"我欲言又止,不愿让母亲知道家里的难处,她那一代人太要强,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看到儿女为难。
"建国,你还记得你上大学那年吗?我攒了一辈子的钱供你读书,可从来没跟你要过一分钱回报。"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我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那些艰难的日子。
"帮自己的儿子带孩子,天经地义的事情,哪能要钱啊?"母亲继续说,声音低沉得像是怕被谁听见似的。
挂了电话,我在厂门口的小卖部买了包最便宜的"红梅",一口气抽了三根,烟雾呛得我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
小乐一天天长大,从会翻身到会爬,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我的工资也在渐渐缩水,单位开始裁员,每天厂门口都贴满了招工启事和个人求职的小纸条。
九七年过年前,厂里通知要裁减一批职工,名单还没公布,人心惶惶,秀兰每天回家都是红着眼睛的,说会计科已经有两个人拿了遣散费回家了。
一年后的春节,我接母亲来城里过年,那是小乐出生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改革开放后最冷的一个冬天。
母亲一下火车,我就发现她瘦了一圈,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像是田野里干涸的河床,原本黑亮的头发也布满了霜雪。
"妈,你怎么瘦成这样?"我接过她的行李,一个磨破边的藤条箱,上面还贴着我上大学时用过的标签。
"没事,就是村里活多,饭也没人做,随便对付对付。"母亲笑着说,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她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给小乐带的鸡蛋,我们村的草鸡下的,可有营养了。"
那个春节,家里的气氛格外微妙,像是一部调频不准的收音机,时而清晰时而杂音连连。
岳母对我母亲态度客气却疏远,母亲则尽力融入却总显得格格不入,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节奏,一个还保留着农村的生活习惯,两种世界在六十平米的小屋里艰难共存。
小乐已经会走路了,摇摇晃晃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但他对我母亲很陌生,常常在她想抱他时躲到岳母身后,奶声奶气地叫着"外婆,外婆"。
母亲每次伸出的手都尴尬地悬在半空,然后慢慢收回,像是一只被雨打湿了翅膀的鸟,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正月初五,小乐突然发高烧,那是九十年代的寒冬,气温低得吓人,家里的老式暖气片只有一半是热的,墙角结了一层薄冰。
凌晨三点,我和秀兰抱着孩子去医院,两位老人都要跟着去,谁也劝不住,仿佛这是一场无形的争夺战,谁退后一步就意味着认输。
"你们都留下吧,外面太冷了。"我劝道,心疼两位上了年纪的母亲。
"孩子病了,我不放心。"岳母坚持,已经穿上了厚厚的棉袄。
"我我也去。"母亲轻声说,她的声音细若游丝,却透着倔强。
冬夜的马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背着小乐在前面快步走着,秀兰和两位老人紧跟其后,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结,像是一行人身后的幽灵。
医院急诊室的长椅上,岳母抱着小乐,秀兰去挂号,我去交费,母亲则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像个局外人。
"孩子,来外婆这儿。"岳母轻轻拍着小乐的背,熟练地安抚着发烧的孩子。
"外婆"小乐奶声奶气地叫着,紧紧抓住岳母的衣角,像是找到了唯一的依靠。
母亲站在一旁,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羡慕,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丝难以名状的悲伤。
她默默从包里拿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硬物,递给小乐:"乖孙子,奶奶给你带了个玩意儿。"
那是个木头刻的小马,上面还画着红色和黑色的花纹,看上去粗糙却充满了乡土气息。
母亲解释说,那是她让村里木匠老周专门做的,用的是她家门前那棵老槐树的木头,盼了好久才做好,还特意用红布包着,说是能辟邪保平安。
小乐好奇地接过来,却在摸到粗糙的木头表面时,撇了撇嘴:"不要,扎手。"说完,他又把脸埋进了岳母的怀里。
母亲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像是冬天里结了冰的小溪,她的眼神黯淡下来,嘴唇微微颤抖,却没有说什么。
岳母赶紧说:"孩子发烧呢,没力气玩,等他好了再玩也不迟。"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胜利的喜悦,却也有一丝对老姐妹的怜悯。
我看着母亲缓缓收回手,将小木马重新塞回包里的动作,心如刀割,像是有人揪住了我的心,一阵阵绞痛。
那天凌晨的急诊室里,消毒水的味道格外刺鼻,走廊上的日光灯忽明忽暗,映照着每个人疲惫的脸庞,而我,夹在两位母亲之间,左右为难,像是风雨中的一叶小舟,不知该往哪个方向驶去。
小乐的病很快就好了,但家里的气氛却越发凝重,像是一锅即将煮沸的水,随时可能溢出锅沿。
春节过后,母亲执意要回乡下,我知道劝不住她,只能送她到车站,临行前,我递给她准备的红包。
"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把装着五百块钱的红包塞进她手里,那是我借了同事的钱才凑齐的,这个数目当时已经是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
母亲推辞着:"你自己留着用吧,城里开销大,我听说你们厂里要裁员,你得攒点钱防着点。"
"妈,你拿着,农村也要花钱。"我坚持道,把红包硬塞进她的口袋,那件老旧的棉袄已经洗得发白,袖口处还有补丁。
母亲终于收下了,但她的眼里有说不出的落寞,像是灰蒙蒙的天空,看不到一丝亮色。
上车前,她忽然握住我的手:"建国,你媳妇月子坐得还没满,我就回去了,你别怪妈没尽到责任。"
"妈,您别这么说"我鼻子一酸,差点当场落泪,好在车站的喇叭声掩盖了我的哽咽。
母亲上车后,透过窗户对我说:"儿子,妈不跟你要钱,不是妈不爱你和孙子,是妈觉得,亲情不该有价格。"
她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刺进我的心脏,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无条件的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
回家路上,我的思绪万千,像是乱麻一般理不清。
厂区的围墙上贴满了"某某红木家具厂招工"、"某某服装厂招女工"的告示,这些新兴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我们这些国企工人,则像是被时代抛弃的老黄历,翻不出新的一页。
到家后,看到岳母正在教小乐背儿歌,秀兰在一旁笑着鼓掌,这本该是温馨的一幕,却让我感到一阵刺痛,像是眼睛里进了沙子,疼却说不出来。
"我给了我妈五百块。"晚上,我对秀兰说,她正在涂护肤霜,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廉价香水的味道。
秀兰吃惊地看着我:"为什么?她不是不要钱吗?"她的声音提高了,显然是想让在隔壁房间的岳母听见。
"正因为她不要,我才更应该给。"我低声说,不想吵起来。
"可是我们已经给我妈两千了,再给你妈五百,我们怎么过?上个月的房租还没交呢!"秀兰皱眉道,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花。
"你妈要两千是因为她值这个价,我妈不要钱就不值钱了吗?"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像是崩断的弦,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你什么意思?我妈带小乐这么辛苦,拿两千怎么了?"秀兰也来了火气,把手里的护肤品狠狠扔在了梳妆台上。
我没有回答,只是翻了个身,背对着她,那晚,我辗转难眠,脑海里全是母亲那双粗糙的手和落寞的眼神,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压力,厂里随时可能下岗,房贷车贷如同紧箍咒,让我喘不过气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秀兰为了钱的事越吵越凶,从最初的低声争执到后来的大声争吵,再到最后的冷战,我们之间的感情如同秋天的落叶,一片片凋零。
岳母则时常数落我不懂感恩,说她放弃了退休生活来照顾孙子,两千块钱根本不算多,现在请个保姆都要三千起步,而她又是亲外婆,对孩子的上心程度是保姆无法比的。
厂里效益越来越差,我们的工资常常拖欠,有时发点实物代替,有时干脆发白条,说是等效益好了再补发。
小乐的奶粉钱、看病钱、玩具钱,样样都不能少,而我,作为一个男人,眼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不断减少,心里的压力与日俱增。
一天,我回到家,发现冰箱里的食物所剩无几,连最基本的白菜豆腐都快没了,而小乐的奶粉罐已经见底,他嚎啕大哭的声音从卧室传来,刺痛了我的耳膜。
"建国,这个月我妈的钱"秀兰欲言又止,眼神中带着一丝恳求。
"我知道了。"我叹了口气,转身出门,去找厂里的财务借了钱,说是家里有急事,其实是为了凑齐给岳母的两千元。
那晚,我在单位加班,因为有位工友请我帮他修改图纸,答应给我一百块钱的酬劳,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外快了。
回家的路上,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整个城市像是笼罩在一层灰色的纱幔之下,路边的路灯在雨中显得格外朦胧,仿佛随时会熄灭。
我做了个梦,梦见母亲一个人在村里的老屋子,生了病却无人照料,她躺在那张我从小睡到大的木板床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叨着我的名字。
我惊醒后,浑身冷汗,窗外的雨声依旧,秀兰和小乐在另一个房间里熟睡,岳母的鼾声从隔壁传来,而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像是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一般。
决定第二天就去看母亲,我没告诉任何人,请了假直奔火车站,买了最早一班回老家的硬座票。
十几个小时的硬座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向村口,村里的小路还是那么泥泞,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粪土味和青草香,远远地,就看见母亲弯着腰在菜园里劳作,她的背影比我记忆中更加佝偻,像是一根即将折断的芦苇。
"妈!"我大声喊道,嗓子因为激动而有些嘶哑。
母亲抬头,阳光下,她的脸庞布满惊喜:"建国?你怎么来了?"她放下手中的农具,跌跌撞撞地向我跑来,像个孩子。
我几步上前,一把抱住她瘦小的身体,她身上有着熟悉的味道,是阳光、泥土和汗水的混合,是我童年的记忆,是我灵魂的根源。
进了屋,我发现家里异常简陋,电视是老式的黑白机,还是我上大学时买的那台"熊猫"牌,家具也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木桌上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唯一新的,是墙上挂着的我和小乐的照片,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像是镶了金边的宝贝。
"妈,您这是"我环视四周,心里一阵酸楚,想到自己每个月给岳母的两千元,再看看母亲的生活环境,心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痛难忍。
"我挺好的,就是想你们了。"母亲笑着说,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枚硬币,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铁盒,里面放着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一分未动,还有几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已经泛黄但保存完好。
"小乐现在会说多少话了?会叫人了吗?"她小心翼翼地问,生怕触碰到什么禁忌话题。
"会叫人了,还会背《三字经》呢。"我笑着说,尽量让语气显得轻松。
"真聪明,像他爸爸。"母亲自豪地说,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突然意识到,在母亲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最优秀、最完美的儿子,不管我的生活多么窘迫,工作多么不如意,她都会无条件地支持我、爱我,而我,却因为生活的重压,忽略了这份最纯粹的爱。
晚上,母亲做了一桌我爱吃的菜,虽然简单,却让我感到无比温暖,有红烧茄子、清炒豆角、炖排骨,还有我最爱的糖醋鱼,都是她亲手做的,鱼是她一大早去村头的池塘钓的,排骨是向邻居家借的,只为了让我吃顿好的。
"妈,您要不搬来城里住吧?"饭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提议,这个想法在心里盘旋已久,却一直没有说出口。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我一个老婆子,去了反而添乱。再说,我在村里习惯了,城里我住不惯,那么多楼梯爬上爬下的,腿脚也不方便。"她的话语间透着坚决和无奈。
我知道她是在为我考虑,心里更加愧疚,母亲太了解我的处境,知道我经济拮据,无法同时负担两位老人的生活,所以宁愿自己吃苦,也不给我增添负担。
回城前,我硬塞给母亲两千元:"妈,这是孝敬您的,别推辞。"我把钱塞进她的围裙口袋,心想不管怎样,这个月我一定要让母亲和岳母得到一样的待遇。
母亲收下了,却说:"你等等。"她进屋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亲手做的腌菜和晒干的野菜,还有几罐自制的辣酱:"带回去给孙子和秀兰尝尝,这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比城里买的强。"
在回城的火车上,我把母亲给的东西紧紧抱在怀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幸好车厢里光线昏暗,没人注意到一个大男人的失态。
回到家,岳母看到我带回的东西,不屑地撇撇嘴:"乡下的东西,不干净,别给孩子吃,万一闹肚子怎么办?"
秀兰也帮腔道:"是啊,小乐现在肠胃弱,吃这些怕消化不良,还是喝奶粉安全。"
我没说话,默默把东西放进了厨房的角落,心里的委屈和愤怒如同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晚上,我把在乡下看到的情况告诉了秀兰,希望能让母亲来城里住,哪怕只是短期小住,让她有机会亲近一下孙子。
"你疯了?房子这么小,住不下那么多人!"秀兰激动地说,她穿着新买的睡衣,头发上还带着发卷,准备第二天去参加单位的聚会。
"可是我妈一个人在乡下"我还想解释,却被她打断。
"你妈在乡下住了一辈子,现在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接到城里?是不是嫌我妈碍事?"秀兰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仿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
"我妈带孩子已经够辛苦了,再来个老人,谁照顾谁啊?何况你妈那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来了只会添乱!"秀兰打断我,眼中闪烁着警惕的光芒。
我们的争吵惊动了岳母,她披着外套走过来,冷静地说:"建国,你别为难秀兰了。我看,要么你妈自己在乡下,要么就让我回去,你妈来带孩子,但是别指望我免费帮忙。"
我被她的话激怒了:"您的意思是,照顾自己的外孙还要收钱?"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像是拉紧的弓弦。
"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凭什么不能有回报?"岳母反问,她站得笔直,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但那副官架子一点没变,"再说了,我也不是开慈善机构的,谁的养老钱不是自己攒的?"
"那我妈呢?她付出的就不值钱吗?"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像是一把刀,无情地划破了这个家虚伪的平静表象。
"你"岳母气得脸色铁青,双手握成拳头,指节发白。
秀兰拉住我:"建国,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她辛辛苦苦帮我们带孩子,你不感谢就算了,还敢顶嘴?"
我看着她们母女,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家里,我和母亲永远是外人,没有发言权,没有决定权,只能默默承受不平等的待遇。
那一刻,我心里的什么东西碎了,像是一面镜子,破碎后再也无法恢复原状。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们各自沉默,像三个陌生人住在一起,只有在小乐面前,才勉强维持着和睦的假象。
小乐成了唯一的纽带,连接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他的笑声是唯一能让所有人脸上露出笑容的魔法。
一天下班回家,我发现岳母正在收拾行李,行李箱敞开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她的衣物和日用品。
"妈,您这是"秀兰惊讶地问,手里还端着刚炒好的一盘青菜。
"我不干了!两千块钱就想让我累死累活?建国根本不尊重我的付出!"岳母愤怒地说,眼睛通红,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昨天我跟楼下的王阿姨聊天,人家带外孙女一个月拿三千五呢!我才要两千,已经是看在亲闺女的份上了!"
我站在门口,没有说话,身上的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下,油渍斑斑,上午刚被主任骂了一顿,因为图纸上出了个小错,现在回家又要面对这样的场景,心里的怒火和委屈一触即发。
"妈,您别走"秀兰慌了,放下盘子去拉岳母的手,"建国不懂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回家去!除非建国给我道歉,而且以后每月三千!"岳母提出了新条件,仰着头,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我心中最后一丝忍耐。
我转身走向卧室,拿起电话。
"妈,您能来城里住一段时间吗?"我对着电话那头说,声音平静得出奇。
电话那头,母亲惊讶地问:"出什么事了?"背景里是院子里鸡鸭的叫声,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
"没事,就是想您了。"我努力控制着声音里的颤抖,不想让母亲担心。
"孩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母亲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异常,这就是母亲,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能感知儿子的情绪变化。
"真没事,就是想让您来城里住段时间,看看小乐,他都会背《三字经》了。"我强打精神说,心里却想着,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让母亲来城里住一阵子。
挂了电话,我走出卧室,对岳母说:"阿姨,您回去吧,我妈明天就到。"
岳母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决绝,一时语塞,嘴唇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
秀兰则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建国,你疯了吗?不就是钱的问题吗?我们可以商量啊!"
"我很清醒。"我平静地说,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妈可以不要钱带孩子,我们省下这笔钱,日子会好过很多。"
岳母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好,好得很!你会后悔的!等着瞧吧,你妈一个农村老太太,连字都不识几个,能教出什么好孩子?"说完,她拉着行李箱离开了,碰倒了门口的鞋架,哐当一声震得整个房子都在颤抖。
秀兰哭着追出去:"妈,您别走啊!咱们有话好好说!"她的哭声回荡在楼梯间,像是一只受伤的鸟儿。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她们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有解脱,有愧疚,有愤怒,也有一丝莫名的平静,就像暴风雨过后的海面,波涛汹涌后的宁静。
第二天,我去火车站接母亲,站在人流如织的站台上,焦急地等待着那列从乡下开来的绿皮火车。
当母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忽然觉得鼻子一酸,所有的委屈和无奈都在那一刻涌上心头。
"妈,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我接过她的行李,一个补了又补的旧布包。
母亲拍拍我的肩:"傻孩子,妈没受委屈,该委屈的是你。"她的话语简单却直击我的心灵深处,让我不由自主地红了眼眶。
回家路上,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母亲,从岳母的要求到我和秀兰的争吵,再到岳母的离开,一五一十地全盘托出。
她听后,叹了口气:"儿子,你不该这样。"
"妈,您"我惊讶地看着她,原以为她会理解我,支持我,没想到她却站在了"对方"那边。
"人各有难处,你岳母要钱,未必是贪心,可能也有她的难处。"母亲平静地说,目光望向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再说,秀兰毕竟是你妻子,孩子他娘,你不该闹得这么僵。家和万事兴,一个家散了,什么都散了。"
我沉默了,母亲的宽容让我汗颜,她那一代人的智慧不是在书本上学来的,而是通过岁月的磨砺、生活的锤炼而成的。
回到家,秀兰正在收拾东西,一件件地把衣服叠进旅行包里,看起来也准备离开了。
看到我和母亲,她愣了一下,然后说:"建国,我要带小乐回我妈那住几天。"她的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母亲就上前拉住了秀兰的手:"闺女,别走。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好好说。是不是建国惹你生气了?他这个人从小倔脾气,说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
母亲的笑容和蔼可亲,没有一丝责备,只有理解和包容。
秀兰犹豫了片刻,眼泪又涌了出来:"婆婆我妈她"
"我知道,我都知道。"母亲轻轻拍着秀兰的背,"你妈也是为了你们好,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最终,在母亲的安抚下,秀兰还是坐了下来,三个人围在餐桌旁,像是一次家庭会议。
母亲看着我们,缓缓道出了她的决定:"我来带小乐,但我有个条件。"
我和秀兰都惊讶地看着她,不知道这个一向好说话的老人会提出什么要求。
"我不要钱,但你们得给岳母打电话,请她回来一起住。"母亲的声音坚定而温和,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让人感到温暖却不刺眼。
"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想反对,却被母亲制止了。
"这孩子,奶奶外婆都疼,何必非得选一个?再说,我一个人也带不好,需要她教我。"母亲笑着说,眼里满是智慧的光芒,"我不识字,孩子的功课我辅导不了,但我能做饭洗衣服,她教孩子,我做家务,岂不是两全其美?"
秀兰的眼里闪动着泪光:"婆婆"她第一次真心实意地叫出这个称呼,不再只是敷衍的客套。
就这样,在母亲的调解下,岳母回来了,虽然一开始还是面色不善,言语冷淡,但看到母亲那种无条件的包容和理解,态度渐渐软化了下来。
两位老人开始了一段微妙的"合作"关系,岳母教母亲如何照顾小乐,什么时候该吃药,发烧了该怎么处理,母亲则负责做饭和家务,蒸出的馒头白软如雪,炖的排骨酥烂脱骨。
渐渐地,她们竟然成了忘年交,一起带孩子一起唠家常,坐在小区的长椅上,一个织毛衣一个择菜,说着各自年轻时的故事,笑声传得老远。
最让我惊讶的是,岳母不再提钱的事,一天,我偷偷问她为什么。
"你妈这个人"岳母停顿了一下,眼神望向厨房里忙碌的背影,"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母亲。那个年代,我们家也是农村的,母亲也是不识字,但把我拉扯大,供我读完了高中。"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怀念,"再说,你们工资也不高,我要那么多钱干嘛?攒着又带不到棺材里去。"
听了这话,我心中的最后一丝芥蒂也消散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契机,一次真诚的交流。
我们开始每月给两位老人一样的"零花钱",虽然数目不大,但表达了我们的心意和尊重。
最令人欣慰的是,小乐在两位老人的疼爱下,茁壮成长,他开始能分辨"奶奶"和"外婆",也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与她们相处。
对奶奶,他会撒娇要糖吃;对外婆,他会央求讲故事。奶奶教他乡下的童谣和节气谚语,外婆则教他城里的礼仪和为人处世的道理,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和谐共存。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母亲和岳母坐在阳台上,一起择菜聊天,阳光洒在她们的银发上,温暖而和谐。
"建国,回来啦。"母亲抬头微笑,手里的针线活一刻也没停。
"快去洗手吃饭,今天你妈包了饺子,馅料是我调的,特别香。"岳母补充道,眼里不再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等与尊重。
我站在那里,忽然意识到,家的意义,不在于谁付出多少钱,而在于我们如何用心去珍惜彼此的存在。
母性之爱无价,亲情之重难量,生活中的计较与争执,终究抵不过一颗宽容与谅解的心。
我望着阳台上和谐相处的两位母亲,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想起小时候村里老人常说的一句话:"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原来爱,就是这样简单且深厚的东西,不需要计较,不需要比较,只需要真心付出,真诚接纳。
这是我在那个带着春天气息的午后,从两位母亲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人生智慧,一个把爱作为本能,一个把爱当作选择,但最终,她们都因为爱而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而我,终于明白了,生活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道需要用爱和智慧去解的综合题,答案或许没有标准,但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值得尊重和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