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各省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成绩优异者的学习经历，自然是热点，“寒门能否出贵子”，成了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轻松快乐的童年离孩子们越来越远，竞争过于激烈，基础要从幼儿时期就打牢；越来越多的家长不由自主地加入了“虎妈”的行列，为孩子寻找好学校，把他们送进五花八门的兴趣班。
和很多中国父母一样，在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Zilibotti）记忆里，他的童年要比现在的孩子快乐得多。他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跟哪个朋友玩，没有人检查他们的家庭作业。但当他为人父母以后，却为孩子报音乐课和体育课，不停督促他们做作业。是什么导致了今昔之间的差异？是什么驱动着家长们纷纷变成了“虎妈”？
很多人认为，文化差异是导致育儿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齐利博蒂发现，事实不完全是这样，文化氛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就传统文化来讲，相比美国，中国与日本的差异较小。但齐利博蒂的统计却表明，在育儿方式上，中美两国反而呈现更为相似的趋势：他们都在教育上更激进、更严格、更迫切地希望孩子取得向上的机会。在这两个国家，存在着更多权威型和专断型父母。相比中国，日本的父母“佛系”得多，他们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想象力。
“收入不平等比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更确切地说，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
齐利博蒂与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Doepke）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明确告诉人们：一个国家经济与教育不平等的程度，直接影响了父母的育儿方式。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父母更有动力让孩子取得好成绩，他们也会更专断，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观念。而非在相对平等的国家里，父母对孩子更宽容，更倾向于“放养式”育儿，独立性和想象力是这些家长更看重的品质。
“直升机育儿”：最近30年的“新发明”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的时候可以不打报告了。”齐利博蒂把那些在孩子教育上投入大量时间、深度参与孩子学习过程的育儿方式称为“直升机育儿”。这种育儿方式，在30年前的美国并不流行。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低学历父母和高学历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大致相当。可现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了每天3小时。也就是说，“直升机育儿”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父母的“标准”教养方式。很多被“放养”长大的父母，也早已投入了另一种育儿风格的怀抱。
有同样记忆的还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在《我们的孩子》里，他比较了1950年代与1990年代的孩子们童年生活的巨大不同。在他小时候，富孩子和穷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下了课一起玩耍，课业负担也没有明显差别。但到了1990年代，居住隔离简直是把穷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孩子抛入了两个世界。高档住宅区的高墙之内，诞生了一个个望子成龙的“虎妈”。
父母和老师的关系也变了。几十年前，许多年轻老师看不起一些老派家庭一板一眼的生活方式。而现在，学校承受了太多来自父母的压力，总有家长抱怨学校的课程设置缺乏远见，或是忽视了自家孩子的独特天赋。
密集型教养方式：危险的闭环
两位作者认为，美国父母教育理念的变化与经济情况的转变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根据《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和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Saez）的研究报告，在工业化国家，二战以后开始的不平等程度在上世纪70年代降到了历史低谷。之后的80年代，是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转折点，一种“赢家通吃”的文化开始出现，社会不平等程度急剧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落后他人，于是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督促他们要脱颖而出。齐利博蒂说，高度不平等、高教育回报率，导致了一代父母采取了与他们上一代不同的教养方式。
两位作者在不同国家采集的数据也表明，虽然遭遇很多诟病，但“直升机育儿”在提高学业成绩上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密集型教养方式下的韩国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上的得分分别比非密集型教养方式下的学生高23分、24分和22分。
在齐利博蒂看来，这样的差距可能会形成一个危险的闭环，“让一些家庭从繁荣走向繁荣，而另一些家庭却从贫困走向贫困”。
世界上最幸福的是荷兰儿童
专断型、权威型的父母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很盛行。在两位作者的观察中，中国是一个盛产密集型育儿方式的国家，“虎妈”的神话在这里大受欢迎。美国和英国的父母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孩子的学业中。但在其他许多国家，情况则不是这样。
齐利博蒂和德普克，以及他们各自的太太，分别来自四个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在这个由两个家庭组成的小团体里，当他们聚会时彼此回忆童年经历时，不同的教养方式就呈现出来了。根据他们的经验，西班牙的父母至今依然继承了欧洲“专断型”父母的遗脉，而德国的孩子似乎幸福很多，那里盛产宽松的父母。
一个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某个孩子在游乐场打了另一个孩子，受害的孩子又抹着眼泪前来哭诉，像齐利博蒂这样的意大利父亲一定会涌起责骂孩子的冲动，并不断向受害者父母道歉。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想法：家长都应该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或干扰。但瑞典的家长估计就不会这样，他们会气定神闲地坐在一边喝咖啡，不轻易介入孩子的矛盾。他们相信，孩子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荷兰儿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不管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儿童福利给出的评估，还是在作者们的观察中，情况都是这样。在荷兰，学校环境非常宽松，10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没有作业。在家里，父母对孩子也是各种宽容，与“虎妈”相比，荷兰家长的信条是“正常点，已经够疯狂了”。当然，尽管荷兰孩子的PISA成绩在欧洲数一数二，他们还是完全考不过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孩子。
军备竞赛一样的育儿环境：一种零和博弈
齐利博蒂自己就是一位权威型家长，但他和德普克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宣扬某种教养方式，而是呈现育儿方式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他们认为，不同的方式是家长对经济社会环境的一种反应。“不平等程度在芬兰和瑞典很低，在以入学成绩为导向的瑞士较高，而在被忧心忡忡的‘直升机父母’占据的美国则更高。”当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越来越多的中上阶层父母开始努力参与孩子的学习。在这样的环境下，督促孩子努力学习是唯一避免被淘汰的途径。
“在像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地区，很多父母几乎从孩子出生就开始焦虑，因为上一个顶尖的幼儿园，意味着之后上一个顶尖小学的概率更高，而这相当于打开了顶尖中学的大门，并最终进入顶尖大学，”齐利博蒂解释道，“而上顶尖幼儿园的话，父母和孩子都要被面试，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过程。”
齐利博蒂对“拼娃”的现状不无忧虑。他指出，如果教育系统高度分层，并且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能预先决定他们的未来，家庭之间的“育儿战争”就无法避免。“这样的育儿环境就像军备竞赛一样，只会让所有人高度紧张混乱。”对整个国家来说，这种努力也是被浪费的。这几乎是一种零和博弈，还会大大阻碍阶层间的流动，加剧不平等。
唯一的解决办法，在齐利博蒂和德普克看来，就是要调整教育政策，“淡化成年前的竞争，让孩子和家长都有更多放松的余地”。同时，他们也强调，国家应该制定政策，向弱势家庭的儿童更多倾斜，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幼儿看护。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美]马赛厄斯·德普克、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著
格致出版社2019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