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万青松、马岳达、曾维政】
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被视为近年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这场被称为“21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至今已持续近两年，依然看不见和平的曙光。虽然战场在乌克兰，但战线却在全世界。持久化的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大国关系竞争、博弈、调整、演化的催化剂，形成以美国和中俄为代表的新旧两种力量的较量，朝着竞争与对抗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中俄的“双重遏制”步步紧逼，不断升级。
乌克兰危机以来，从2022年3月美国国会议员炮制《遏制中俄合谋法案》，4月又抛出《中俄“轴心”法案》，再到5月美西方公开宣布“必须让普京失败”（挫败普京的同时也意在打击中国），6月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发布的联合公报和随后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以及10月以来拜登政府发布《新北极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等政策文件，都表达了强化对中俄的捆绑式打压、极大地压缩两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意图。
一、脆弱性与强韧性
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认知的第一重表现，可以用“脆弱性”与“强韧性”来概括。
“强韧性”则是美国著名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NicholasTaleb)在他的著作《反脆弱》中提出的概念，塔勒布认为，面对不确定的环境，特别是存在黑天鹅事件的突发危机环境中，不同事物/系统表现出三种反应：脆弱性—强韧性—反脆弱性。[3]其中，“强韧性”至少包括双重含义：既是遭遇重创时的抗打击能力，又是走出逆境的恢复力；既是“百折不挠”的坚韧，又具备“以柔克刚”的灵活。[4]“脆弱性”与“强韧性”显然与危机有着紧密的关联，因而也更适合考察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中俄关系及其变化特征。
（一）主流：乌克兰危机与中俄关系的脆弱性
长期以来，西方中俄关系研究界存在着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论调，认为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脆弱的，充满局限性。有专家将西方这种“主流”论调称为“有限论”。[5]在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欧亚地缘政治冲突凸显的今日，这一老生常谈的论调再度在西方政策界、学术圈和舆论场活跃起来，并且断言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要么分道扬镳，要么实力虚弱的一方沦为强大一方的附庸。
基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判断，此类论调给西方政策界开出的“应对药方”，往往倾向于主张采取拉拢一方打压另一方的方式分化、离间中俄关系。具体而言，西方对中俄关系脆弱性的主要认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中俄关系的脆弱性来自两国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相互需求的错位。西方学者重点强调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俄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对彼此的需求不相称，双边关系缺乏平等互利的坚实基础。
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林娜·波利亚科娃（AlinaPolyakova）指出，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希望获得中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强有力支持，这无疑会让中国在国际上陷入不利地位，因为中国更在意的合作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俄罗斯目前的国际角色无助于增进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联系。[6]
曾任奥巴马执政时期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金麦芝（MichaelKimmage）认为，中俄关系受制于双方矛盾的价值观和俄罗斯超出中国预期的军事行动，双方都不愿意为对方做出牺牲，更不用说向同一方向努力了。因此，中俄两国既不是伙伴关系，更不是同盟关系。[7]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安全研究讲师马辛·卡兹马斯基（MarcinKaczmarski）也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综合国力、特别在经济潜力方面的不对称性不断扩大。过去几年，俄罗斯大胆而有效的外交政策行动缩小了这种不对称范围，但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重大挫败”损害了军事强国的形象。随着冲突迁延和西方制裁加码，这种不对称性变成了事实上的结构性因素，将越来越多地决定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8]
第二，中俄关系的脆弱性来自两国对彼此威胁的感知。也有西方学者通过刻意放大中俄之间硬实力的巨大差距，借“威胁平衡”等视角来强调两国关系的脆弱性。
比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资深俄罗斯问题专家尤金·鲁默（EugeneRumer）和理查德·索科尔斯基（RichardSokolsky）提到，美国国家安全界在乌克兰危机之前普遍认为，俄罗斯忽视“中国威胁”、强化对华合作的战略是短视且被误导的；从中长期来看，俄罗斯的真正“威胁”将来自中国而不是西方。因此，美国的政策不应该再强调与俄罗斯的竞争，而是在寻求应对中国“共同威胁”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9]
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欧盟事务主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讲席教授查尔斯·库普钱（）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加深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和经济依赖，以及中俄伙伴关系的不对称性，使得俄罗斯对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北极和中亚日益增长影响力的担忧增多。[10]
第三，中俄关系的脆弱性还将导致一国对另一国依附更深或“分道扬镳”。西方专家认为，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会造成两国伙伴关系仅局限于较低水平、特定领域，未来两国关系要么破裂疏远，要么较弱一方沦为附庸。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Gabuev）认为，在与西方的艰难对抗中，俄罗斯不但丧失了战略选择的自主空间，还因经济、科技和外交等领域遭受制裁而被迫以不利地位向中国的产品、货币和技术标准开放，最终可能会沦为一个依附中国的孤立、贫穷、落后的国家。[11]
在里加斯特拉金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新丝绸之路项目负责人乌娜·亚历山德拉·贝尔津娜-切伦科娃（UnaAleksandraBerzina-Cerenkova）看来，中俄关系高调的官方叙事只能视作动机宣示或未来展望，甚至更多仅着眼于国内宣传需要。实际上，中国对结盟的谨慎态度未能符合俄罗斯的预期，俄罗斯也一直担忧自己缺乏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力，因此，在高调宣传下，两国事实上的疏远并非不可能。[12]
第四，中俄关系的脆弱性为西方离间两国关系提供操作空间。
前英国《》莫斯科分社社长凯瑟琳·席勒（KathrinHille）、前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防记者卡特里娜·曼森（KatrinaManson）、布鲁塞尔分社社长亨利·福伊（HenryFoy）、原北京通讯员克里斯琴·谢泼德（ChristianShepherd）联合撰文指出，中俄的互信合作仅仅是因为双方都决心挑战美国，但中俄并非正式的同盟关系，仍有各自的战略利益和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因此美国有机会寻找中俄关系的弱点，挑拨两国关系。[13]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联合创始人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DmitriAlperovitc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杰出教授谢尔盖·拉琴科（SergeyRadchenko）则提醒，俄罗斯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目标是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非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西方国家都希望俄罗斯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转而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成为中国的附庸或乞求者。此外，美国可能会提供某种形式的激励，以鼓励俄罗斯在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中立，而不是与中国结盟。[14]
在这方面提出更大胆的公开建议的是查尔斯·库普钱，他向拜登政府建言，可以通过离间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俄罗斯，来限制其崛起的影响力，具体包括“七步走”：美国放弃以“民主与专制”的框架来构建对外战略；敦促美国盟友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帮助俄罗斯减少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摆脱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方面，为俄罗斯提供帮助；主动发起战略稳定对话；强化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合作；鼓励和帮助莫斯科遏制中国在发展中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15]
（二）逆流：危机考验与中俄关系的强韧性
一方面，从内部视角理解中俄关系的强韧性，将其与两国战略和政策习惯的灵活、弹性或模糊相关联。
谢尔盖·拉琴科以保持战略自主和政策灵活性诠释中俄关系的韧性，他认为，中俄两国更倾向于保持各自的战略自主性，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对方牺牲其核心利益，这种灵活性使得目前的中俄关系比任何军事联盟都更持久。在地区事务中，两国在利益重叠的地方（如中亚）能够保持一致，同时在利益不重叠的地方（如乌克兰或南海）保持距离。[16]
此外，乌娜·贝尔津娜-切伦科娃和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咨询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员蒂姆·吕利格（TimRühlig）从中国对外政策的“底线思维”出发，认为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国仍在外交和经济上给予俄罗斯有限支持，此举仅是为了避免俄罗斯因陷入内乱和分裂而向中国外溢风险，中国对俄罗斯国内风险因素的担忧超过了对东欧地缘政治危机的关切，因而愿意更加灵活地处理中俄关系。[18]
另一方面，从外部视角理解中俄关系的强韧性，将其与西方竞争，尤其是应对美国的打压所采取的灵活应对策略相关联。
瑞典国防研究局亚洲和中东项目研究员克里斯托弗·韦达赫·熊（ChristopherWeidacherHsiung）从观念建构的视角指出，中俄关系的坚韧性来自美西方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的不断加剧。这种对共同威胁的认知塑造了中俄的联合倾向，使得两国往往会克服潜在的摩擦因素，增强两国关系的抗风险能力。[19]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主席、布什政府高级外交顾问保罗·桑德斯（PaulSaunders）认为，中俄关系立足于互不侵犯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重要共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极大地释放了两国的军事和外交能力，使双方可以专注于其他重要战略方向，因此双边关系能够在外部压力乃至危机下保持稳定。[20]
二、结盟与去等级化
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认知的第二重表现，可以用“结盟”与“去等级化”来概括。结盟（或联盟）是国际关系最古老的话题之一，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集合他们的国力，以增进安全而建立的一种长期的政治与军事关系。”[22]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对结盟（或联盟）含义的理解也与时俱进，比如，乌克兰危机后的2023年5月，美国著名战略家亨利·基辛格在其百岁生日前与《经济学人》记者的对话中谈道：“我们的联盟概念不是19世纪的‘联盟’。我们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思想平等、美国贡献巨大的体系，但绝不是完全平等的体系。”[23]很显然，基辛格对联盟的理解区别于19世纪的均势，强调实力优先与等级差异。实际上，西方学界还在争论联盟（alliance）与结盟（alignment）的不同内涵。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悉尼大学国际安全高级讲师托马斯·威尔金斯（）指出，目前在关于联盟/结盟的大量文献中存在重大缺陷。他认为，“联盟”这个词通常是本能的和不加反思的使用，而事实上“结盟”一词是一个更好、更准确的描述词，他认为当代世界安全环境的特点是多种形式的“结盟”，而不仅仅是联盟。此外，他还认为“安全共同体”和“战略伙伴关系”等概念与传统的“联盟”模式截然不同，主张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结盟”概念进行再分类，呼吁改变对“结盟”和“联盟”的定义和概念化的思考，以使学科工作向当代国际政治中正在发生的范式转变。[24]
与结盟相对立的另外一个被越来越多使用的概念是“去等级化”。其中，关于“等级”概念的讨论，可以参考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莱克（DavidLake）对“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的界定，也即实力较弱的附属国通过主权让渡的形式使占据实力优势的主导国为其提供一套有价值的政治秩序。[25]换句话说，“去等级化”就是不再以实力对比来固化国家间关系，而是强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互利共赢。有中国专家也指出，20世纪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化国际秩序，21世纪的全球危机则推动国际秩序向去等级化方向转型。[26]由此可见，结盟与去等级化都反映出国际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其中也包括大国关系。乌克兰危机以来，面对西方政策研究中俄“结盟论”的甚嚣尘上，“去等级化论”也逐渐积蓄起对中俄关系的解释力。
（一）主流：结盟与中俄关系
长期以来，西方对“中俄结盟”草木皆兵，用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的话说，美国安全面临的最糟糕情况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联盟”，“俄罗斯和中国一旦在地缘政治压力下成为同盟，将是西方世界的噩梦……”[27]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激活”西方政策研究界的中俄“结盟论”，且呈现出程度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是中俄是不对称联盟，且俄罗斯必定扮演“小兄弟”角色。
尤金·鲁默和理查德·索科尔斯基指出，与中国建立紧密联盟来平衡西方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认为两个“威权国家”之间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互补性，而且美国拥有的全球能力和影响力挑战了中俄关键战略方向的利益，双方相互发挥力量倍增器作用，阻止美国将精力集中在其中一方身上。[28]
二是中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针对美国霸权的未正式宣布的“联盟”。
多数西方专家认为，中俄关系目前是基于对抗美国的共同战略，而不是基于真正的友谊或价值观。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由与美国领导的“集体西方”之间的对抗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两国自身发展需求所决定。[31]也有部分西方学者从结盟的动因和形式出发，认为中俄结盟是基于对抗美国这一共同对手和打破由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这一相同战略目标所做出的符合两国利益的选择。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俄罗斯事务”项目首任主任西蒙·萨拉吉安（SimonSaradzhyan）指出，中俄处于事实上的互不侵犯条约中，但并未达到相互提供安全支持的联盟标准，只要中俄都有能力在各自方向单独威慑美国及其盟友，两国就不会走向正式结盟。[32]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高级讲师亚历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Korolev）也强调，中俄结盟是对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同时恶化的自然反应，很大程度上受国际体系因素驱动，两国都有自己的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考量，可以提高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可以抵御西方的干涉和制裁。[33]
三是中俄关系是更加紧密的“轴心同盟”。
乌克兰危机以来，部分西方专家对中俄结盟的认知更进一步，将其与冷战阵营对抗的军事政治联盟类比。早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中俄“轴心”这一生造概念，已经被美国重点智库、知名专家和部分主流媒体不断地罗织、拓宽为“（新）威权轴心”、“轴心合作”、“便利轴心”、“网络轴心”、“文明轴心”等，这样的看法实际上也体现出超越党派、政府届别的延续性认知特征。
以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BR）为例，2016年10月，基于两党对中俄关系的高度共识，该智库获得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慷慨拨款，专门用于研究美国如何应对中俄战略合作。国家亚洲研究局与美国多家智库和大学联手，发起一个有数十名资深专家参与的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34]目的就是找出中俄关系的“离合器”到底在哪里，什么原因使中俄志同道合，又有哪些潜在的因素会使中俄反目，最终呈现的报告就将中俄合作定性为“威权轴心”[35]。
有学者指出，参加该项目的绝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属建制派，在政见上与时任总统特朗普格格不入，也难以接受特朗普对俄罗斯的一片“痴心”，但在遏制中俄两国问题上却是急美国历届政府之所急，拜登执政更是为建制派继续推进打压和遏制中俄两国提供了新契机。[36]而乌克兰危机让美国政策界对中俄“轴心”合作的程度与未来走向更加担忧，将其视为“中俄轴心”的试金石。
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杰出教授哈尔·布兰德斯（HalBrands）认为，虽然中俄两国并不总是彼此喜欢或互相信任，但他们都在努力打破由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并吸取了冷战失败的教训，在欧亚地区“背靠背”地站在一起对抗美国，以实现在欧亚大陆两端占主导地位的目标，他们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冷战时期的中苏同盟和二战时期德日同盟的特征。他还提到，中俄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轴心关系，美国采取让步和外交等手段离间中俄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他主张，必须吸取历史经验，推行类似“双重遏制”战略的强力手段。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如今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能力方面远超中俄轴心，但却无法以低成本来推行双重遏制战略。[37]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Allison）认为，美国将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迅速崛起的系统性对手和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核武库的大国正在紧密结盟反对美国。[38]
（二）逆流：去等级化与新型中俄关系
1.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早在2017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塞缪尔·查拉普（SamuelCharap）、约翰·德雷南（JohnDrennan）、皮埃尔·诺埃尔（PierreNoel）三位研究员就撰文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学会相互合作和照顾彼此利益，通过兼顾彼此的战略利益，两国在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建立了有效的伙伴关系。两国平等相待，优先考虑“正和”互动，表明中俄之间已经构建起大国关系的新模式。[40]波波·罗也认为中俄远非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的联盟，而是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典型大国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样的伙伴关系相对稳定，西方难以分化挑拨中俄关系，因为中俄双方都无法承受彼此为敌的代价。[41]
与此同时，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莉娜·贝纳卜杜拉（LinaBenabdallah）观察到，中国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口头上支持俄罗斯，而未采取具体的亲俄行动，因此“中俄结盟”只是媒体和党派的政治宣传手段，未来应该就此类消息加以批判。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俄罗斯战争问题高级研究员马蒂厄·布莱格（MathieuBoulègue）也明确指出，中俄之间并非结盟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利益的务实和机会主义关系。[42]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研究主管罗伯特·汉密尔顿（）对中俄之间的务实倾向做了更细致的诠释，他认为中俄之间既非战略伙伴关系，亦非“各取所需的轴心”，而是一种取决于具体区域和情境的复杂、动态关系；中俄在利益重叠地区既有合作又有分歧。[43]
中俄关系“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这一颇具中国风格的描述在学术界亦有回响。有专家认为，中俄远超结盟性质的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对主要国际政治问题以及世界经济大变局的相似愿景的基础之上的，认为中俄两国中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对于双方本身来说很重要，但对于全球局势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中俄关系是一个整体现象，并且是国际关系的单独部分，不涉及承担义务，不是联盟但近似联盟。[44]
2.中俄意在构建一种去等级化（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
有学者从中俄合作中强烈的问题导向、务实风格出发，阐述双边关系中的平等特征。谢尔盖·拉琴科指出，中俄双方都不太愿意接受盟友关系的约束，因为这通常要求双方承诺互相保护，并就外交政策进行密切磋商，而且这种约束还会导致双方战略上的分歧和领导权上的争执。他认为，中俄关系并没有形成等级制度，而是以重要战略问题为基础，这使得北京和莫斯科都无法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达成共识，这与中苏同盟形成鲜明对比。在中俄两国这种非正式盟友的现实情况下，美国更难“以寡敌众”。[45]
也有学者将中俄两国彼此尊重、相互协调的相处模式视为两国平等关系的基础。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布兰克（StephenBlank）指出，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的中俄关系并非等级森严，也不要求俄罗斯毫无条件地服从中国的意愿，而且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相距甚远，谁也不指望对方接受同样的世界观，所以认为美国可以利用俄罗斯的不满情绪和对从属地位的抵触情绪来挑拨离间的假设是错误的。[46]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俄罗斯研究项目主任迈克尔·科夫曼（MichaelKofman）也指出，中俄关系不是正式的军事同盟，俄罗斯也不是中国的附庸，因为北京从未这样想过，而且经济实力的不对称不是决定中俄关系等级的决定性因素，两国关系是一种协调的、互补的战略伙伴关系。[47]
此外，还有西方专家的研究指出，中俄追求的去等级化关系在全球层面也得到了积极回应，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中俄项目首席研究员德米特里·努鲁拉耶夫（DmitriyNurullayev）和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高级研究员米哈埃拉·帕帕（MihaelaPapa）通过对1991至2020年联合国大会投票状况的量化分析发现，当中俄立场一致地反对美国时，大多数国家倾向于支持中俄；此外，上合组织、金砖国家、77国集团这类松散的非正式联盟比北约集团在投票时更加团结；这反映出中俄合作立足于推进多极化和革新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并且得到了可观的国际支持。[48]
三、存异与求同
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认知的第三重表现，可以用“存异”与“求同”来概括。在中文语境中，“求同存异”思想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无论是《易经》中“厚德载物”、“以同而异”的论述，还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名句，都体现着这种多元包容、追求和谐的观念。“求同存异”思想在现代被中国共产党人吸收运用，其核心意指可以理解为“找出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这种思想在国内统一战线事业和新中国外交实践中大放异彩，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关于“求同而不立异”、“求同而存异”的即席发言是其高光时刻。[49]
“求同存异”思想极大地塑造了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风格和策略，历久弥新。过去三十多年来，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到中俄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程中，“求同存异”思想越来越被中俄两国各界接受，构成处理两国关系的思想理念基础，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这个成语放在西方语境下却是先后、主次的“颠倒割裂”，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俄都不是“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的欧美式的二元社会；宗教（或民俗信仰）在长时期中依附于或合作于世俗权力，与欧美大不相同；百年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又使得中俄两国有着与欧美并不相同的结构禀赋与精神遗产。[50]这些客观性差异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被西方进一步凸显为两国关系的“主流”，尤其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除了滥施霸凌，还着重以“民主与专制”叙事划分世界，于是，中俄关系的“求同”就越来越多地被固化为“逆流”。
（一）主流：中俄关系的“存异”
乌克兰危机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强调中俄在外交政策、地区合作、社会文化方面的诸多“差异”，并且以此判定两国关系陷入危机或分道扬镳的必然性。
在外交政策层面，西方学者聚焦中俄在国际舞台上行事风格和策略重心的显著差异。
有的西方学者着眼于中俄两国在面对世界变局时总体战略的差异。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荣休教授傅若诗（RosemaryFoot）认为，中俄同时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压力，但两国处理冲突的方法不同，俄罗斯倾向于对抗性（兼有软硬手段），而中国更愿意避免危机或在危机出现时加以管控，这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中俄关系疏远。[51]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史蒂芬·哈德利（）也总结说，当前世界秩序处在转折点，中国此刻更希望平静，而俄罗斯希望制造混乱。[52]
也有西方学者聚焦中俄在具体议题上的策略分歧。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教授史黛西·戈达德（StacieGoddard）认为，中俄在全球秩序层面拥有对抗美国的共同目标，但在策略工具的选择上存在分歧，中国更愿意通过经济影响力解决问题；相反，俄罗斯诉诸武力的做法不但在观念上与中国不同，还可能在实质上削弱中国的经济工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太问题高级编辑林赛·梅斯兰（LindsayMaizland）同样观察到，不同于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负面和破坏性主张，中国从当前的国际秩序中获益匪浅，主要寻求改革而非取代，以更好地满足自身利益；同时，中俄国力发展和经济影响力的不同轨迹，也导致中国政府内部一些人始终将俄罗斯视为拖后腿的伙伴；此外，中国也极力避免如俄罗斯一样对国际法和国际准则采取完全挑衅性的主张，更多采取谨慎和目光长远的态度。[53]
在地区合作层面，西方学者强调中俄在处理地区问题和强化功能性合作方面的差异乃至分歧。
首先，中俄在两国周边地区各自开展经济、外交或安全行动时，特别是在与被另一方看重的第三方互动时容易诱发分歧。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Mitter）强调了中国对北极地区增长的兴趣、在中亚日渐形成的经济主导地位令俄罗斯感到不满；在中印领土争端背景下，俄罗斯依然保持与印度密切的军贸和安全合作也有悖中国的利益。[56]史黛西·戈达德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她还强调了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越南也是俄罗斯军火的重要消费者；这些分歧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使中俄关系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57]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撰稿人和《中俄报告》编辑约瑟夫·韦伯斯特（JosephWebster）、大西洋理事会欧洲能源安全助理主任帕迪·瑞安（PaddyRyan）着眼中俄在中亚能源问题上的分歧，指出俄罗斯在冲突爆发以来两次阻止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这不仅损害了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重大经济利益，也打击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更进一步讲，这一分歧突显出中国其实在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流动上与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明显。[58]安德烈娅·肯德尔-泰勒等人也将中亚和北极这些俄罗斯的“腹地”视为中俄区域合作的关键分歧点，并且将其与中俄防务安全合作中存在的历史上的不信任、文化上的不可调和与日益增长的不对称性相关联，认为如果不是对抗美国的共同意愿，中俄在这些地区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将难以为继。他们还进一步提出美国应该利用这些分歧并区别对待中俄，限制两国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展示与美国和西方合作的可取之处和优势。[59]
文化方面，在2022年6月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起的中俄关系专家调研中，有学者指出文化路径的差异意味着中俄很难真正走近。虽然西方将中俄的政治体制与其自身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对立，但俄罗斯基本上属于欧洲文化，目前正在经历“欧亚化”畸变。但俄罗斯迟早会回归欧洲的共同命运，其意识形态中的反西方主义将被抛弃。与此相反，中国是真正的亚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正在努力为跻身21世纪的超级大国而进行全球扩张。[6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威廉·卡拉汉（）认为，中俄关系中的中国“统一战线”理念、中俄各自的全球秩序模式和两国民族复兴叙事三类观念性因素，在中短期内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但是这三类因素内部存在明显张力，在双边关系层面可能隐藏着放大中俄文化乃至文明差异的风险，在全球层面也不足以支撑起一套新的世界秩序观念。[63]
但也有学者强调，在所有影响中俄关系的观念性因素中，具体的国内政治文化才是决定性因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米哈伊尔·特罗伊茨基（MikhailTroitskiy）认为，中俄两国的文明或文化差异并非限制两国务实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俄罗斯官僚体系的陈腐作风和恶劣的营商环境才是症结所在。他认为，只有俄罗斯改变保守和过度“安全化”的政治文化，推进社会生活的法治和多元化，才能激发中俄之间巨大的经济交往潜力；中俄在当前俄乌冲突背景下经济往来的增加只是一种“次优状态”，只有出现可喜的政治过渡，才能真正实现中俄健康蓬勃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对美国及其盟友也是有利的。[64]
（二）逆流：中俄关系的“求同”
区别于“存异论”的说法，主张“求同论”的一些西方学者更多地强调中俄两国的内外“求同”：对内，两国都深刻地意识到彼此注定是邻居，因此选择强化内生合作，补足短板；对外，两国顶住美西方的压力，协调处理双方之间的问题，避免被第三方利用。
1.中俄倾向于协调处理好双方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避免被第三方利用。谢尔盖·拉琴科从中俄/中苏交往的历史出发，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和有益实践，强调双方形成的管理分歧和差异的调节能力。他认为这种调节能力之所以能够产生，首先是基于中俄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无论是在冷战中，还是在当下大国竞争、地缘危机的背景之下，“中俄之间的摩擦很可能会被第三方利用”，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两国的全球利益；其次，中俄两个大国是地缘上“注定的邻居”，即便不考虑两国间虽不甚完美但依然可观的经贸成果，两国能够避免敌意和相互威胁已经能极大地减轻两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成本。这两方面的成本收益考量其实足以超越两国间大多数现有分歧。[65]
丹麦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员、丹麦皇家防务学院副教授莉赛洛特·奥德加德（LiselotteOdgaard）也从中苏关系带给中国的历史记忆出发，认为冷战历史遗产和当代军事联盟的负面事例让中国对“联盟陷阱”充满警惕，特别是在中俄关系中，倾向于发展灵活、开放的伙伴关系，既避免了陷入彼此各自的地缘安全议程，又不将自己的伙伴关系完全押注在对方身上。[66]
2.来自霸权国的直接安全威胁也构成中俄顶住巨大外部压力、强化“背靠背”战略协作的动力。美国顶尖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中俄关系的重磅报告中提出了一种“相对实力理论”，即综合衡量中美俄三国的军事、经济和技术能力，将其与攻击能力和意图两个因素构成的“威胁感”结合在同一个模型内，指出由于力量平衡的趋势以及美国持续对中俄表现出侵略性意图的政策，中俄关系加强的趋势短期内不可阻挡。[67]
旅华德国学者比约恩·亚历山大·杜本（BjörnAlexanderDüben）认为，中俄应对相似国内安全风险的需要推进了政策合作，构成双边关系的持久增长点。他采用“全方位平衡”理论分析中俄关系趋近的动力，认为两国在国际体系层面的均势需要与国内政治中的政权安全考虑，共同推动了中俄关系的走近。[68]史蒂芬·哈德利也提到，从短期来看，中俄关系之所以走近，是因为美国严重威胁了两国的国内安全。[69]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西方工作或经常发表英文文章的俄罗斯学者也倾向于强调中俄自身发展优势、两国深化合作的内生动力，认为中俄应借此调整和推进双边关系。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Kortunov）认为，虽然中俄双方在部分国家利益、愿望和优先事项上存在重叠，但这种重叠还没有形成互补发展的内生需求。为此，俄罗斯应该努力推进改革和现代化，提高本国的社会经济水平，释放俄罗斯社会的创造潜力。在危机和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应该将困境转化为加速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指望中国提供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帮助。[70]
四、国际危机与西方中俄关系认知的转换前景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肯定因素与否定因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危机”也意味着危险与机遇的共存。回顾国际关系史，多数情况下，不同程度的国际危机，是构成新旧国际秩序更替、国际格局演变、大国关系调整的巨大推动力。这一逻辑在中俄关系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演绎和实践。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在的自然演进过程。
一方面，从过去三十余年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可否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之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在一系列国际危机的推动之下、或至少是在其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比如，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同时发生的金融危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对21世纪初恐怖主义袭击的集体预感、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2020年全球疫情危机、以及当下依然愈演愈烈的乌克兰危机，都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中俄两国持续接近，并不断强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在重大国际危机背景下，中国倾向于将与俄罗斯的关系视为一种整体现象，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独立因素。[71]
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俄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交往表明，两国关系再次经受住了这场巨大危机的新考验。中俄两国继续保持着从元首到事务部门的常态化互动，双方依然高度评价两国关系。2022年3月7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两会期间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中俄都将保持战略定力，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72]2022年7月7日，王毅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在印尼巴厘岛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再次强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排除干扰，保持正常交往，有序推进各领域合作，展现出两国关系的强大韧性和战略定力。[73]2023年3月，正值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俄两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将俄罗斯作为新任期出访首站。这绝非偶然，而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政治决断，传递出的明确信号是：全球变局大背景下必须坚持深化中俄关系不动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普京总统时所指出的，中俄互为彼此最大邻国，同俄罗斯巩固和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符合历史逻辑，是中方的战略抉择，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74]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分别发表署名文章，不约而同地将中俄战略协作称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流砥柱”。迄今，中俄两国之间的正常经贸合作仍在有序推进，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同比增长29.3%。2023年前11月中俄贸易额为218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6.7%，提前实现了两国领导人设立的20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75]中俄在区域互联互通上的合作不断深化，在其他全球热点事务上依然保持紧密的战略协作。
基于发展双边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观和客观需求，以及两国不断深化互利共赢合作的丰富实践，是否可以认为乌克兰危机能够构成西方对中俄关系认知结构转换的巨大推动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认知结构及其转换作一阐释。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认知结构的转换性”[76]，是指人类认知系统具有自我调整和适应性的能力，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和环境条件，调整自身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策略，以更好地适应外界的变化和需求。无论主权国家及其构成的国际体系多么复杂难料，归根结底都是由人构成的，研究分析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工具也都可以归结为人的认知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认知结构转换的规律。具体到中俄关系而言，逻辑上，当下西方学界的认知可以总结为两种层面的转换路径：一种是宏观层面的纵向转换，也即“主流”与“逆流”之间的转换；另一种是微观层面的横向转换，也即脆弱性与坚韧性、结盟与去等级化、存异与求同三者之间的相互转换。
理论上而言，这两种层面的转换在国际危机的驱动下还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场景组合，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下，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77]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关于中俄关系认知的“逆流”也确实存在转变成新“主流”的可能性，也即主张以强韧性、去等级化、求同为内核，构成新型中俄关系的显著特征，而不是刻意宣扬两国关系的脆弱性、结盟、存异，并进一步将其固化为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思维定式。
但考虑到乌克兰危机的发生恰逢全球转型的不确定性进入新阶段，[78]也即过去的国际体系逐渐坍塌，而新的体系，即使是抽象的“多极体系”，也没有构建起来，对未来国际体系的想象也不甚清晰，使得世界发展变得越发复杂。在“缺少透明游戏规则和国际体系构建共同原则的背景下，各方之间的冲突、矛盾会越来越多，国际体系的碎片化趋势”[79]将会更加强化。而“旧世界已然老去，新世界尚未最终形成”，[80]这既意味着在旧世界向新世界转换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也意味着包括“主流”与“逆流”在内的不同转换路径之间的曲折复杂进程。
虽然西方关于中俄关系的那些所谓“主流”，就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言，可能已经与具有新的生命力、代表未来发展趋向的“逆流”相去甚远，但作为已被固化并进一步被强化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还会继续成为“‘逆流’而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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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78.本文的“全球转型”主要指：各国内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在此背景下的国际秩序的调整；作为内部制度变迁和国际秩序这两者间连接物的各国对外政策与战略。这三者经过互动而形成的普遍性趋势与进程，可被视为是全球转型的总体态势。参见冯绍雷：“欧洲对抗与亚洲突围——全球转型中的欧亚新博弈”，《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1期，第84-91页；АндрейЦыганков,Эпохаполураспада:отмиропорядкакмиропереходу//Россиявглобальнойполитике.2019.№2;ВладимирБарановский.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глобальногомиропорядка:динамикасистемныхизменений//Полис.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17.№3;BarryBuzan,GeorgeLawson,TheGlobalTransformation:History,ModernityandtheMaking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5.
79.万青松：“2021年的俄罗斯外交：再平衡中的新调适”，《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1期，第164-192页。
80.冯绍雷：“旧世界已老去，新世界尚在构建中”，《文汇报》，2021年1月22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