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我们都是追梦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从18岁开始种地,杜高古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而他又是个十足的“新农人”,为了心中的高产梦,他成立合作社,流转土地500亩,引进大型拖拉机、无人机等全程机械化设备,潜心研究保护性耕作技术,种植的小麦亩产达700公斤、玉米高产田亩产1000公斤,均达到高产水平,带领村民一齐致富。实干加巧干让杜高古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种地达人,获得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山东省乡村之星”等荣誉称号。而被山东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聘为实用技术专家的杜高古,则更喜欢叫自己“土专家”。
留有遗憾的生产队长
在上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的杜高古是村里的文化人。“高中是我赖着去上的,那时候名额少,要推荐选拔,优先照顾军烈属。我哭着嚎着找村党支部书记,‘我学习又好,为什么不让我去?’”杜高古如愿以偿地上了高中,1976年毕业后回家务农,1978年就成了当地最年轻的生产队长。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解决好村民的温饱问题,杜高古领着村民日干夜干,可辛辛苦苦忙活大半年,到头来亩产才四五百斤,村民们还是吃不饱。“那时候是真吃不饱啊,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血气方刚,我心里不服气,始终不服气。当时就不明白,有水有肥,也下了力气,为什么就是不长粮呢?”
懊恼的杜高古在心里埋下了“高产梦”,他要带大家一起吃饱饭,顿顿都能吃上白面馒头。“那时候农民没有路子,不知道该怎么干,我自己努力学习想带大家找出路,慢慢地能看出一些路子来。”
当时村里有一台拖拉机,好学又好动的杜高古跃跃欲试。“我上学的时候学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这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就听毛主席的。那时候有这样的头脑,但是没有机械怎么办?拖拉机到我们队里干活的时候,我就跟拖拉机手说‘你歇歇,我给你干’。”
生产队的工作刚有了起色,准备大展拳脚的杜高古看到了“大包干”的红头文件。“土地一分,把我分傻了,那会儿我的高产梦想还没实现呢。”失落了一阵子,杜高古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方向,“那时候就听说发展个体经济,挣了钱都是自己的,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周围的大集上转,看人家卖这个卖那个,我就跟人家学。1983年,我到工商局注册了营业执照,一直干到现在。”
起初,杜高古经营的是一家卖烟酒糖茶日用品的综合商店,1988年开始卖农资。十几年间,妻子在家卖货,他去外面上班。家里还有四亩地,早晨上班之前和晚上下班之后,他都要去地里干活,星期天还要去进货。“五点多下班,日头还很高,回到家下地一直干到天黑。我闺女说:‘爸爸别人不给你评劳模,我跟我妈给你评!’”
1997年,作为个体工商户代表,镇上安排杜高古去青岛学习,“这次学习,领导讲的话我是听进去了,他说不要有前怕狼后怕虎的想法,改革开放是永久性的,你挣了钱永远是你个人的,只要你不偷税漏税就行了。这对我的启发很大。”
从青岛回来,杜高古就成立了公司,招人、买车,紧锣密鼓。“那些年,我看到农村的地膜、化肥越用越多,这是一个商机,我决定不干小买卖了,干大买卖,做农资批发。”从未离开过土地的杜高古,懂技术,会经营,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山东乐义化工有限公司胶州、胶南(现西海岸新区)销售总代理。“乐义化工聘我为销售公司的副主任,因为我一年就能给他们公司卖5000吨化肥,2004年到2009年我一直保持着销售业绩第一名,每年年底开年会的时候奖一辆轿车给我。奖到第三辆的时候,我找到王乐义说:‘我不能要车了。’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已经有这么多车了,还能开得过来?’他说:‘哦,给你打钱。’就把车的钱打到了我账上。”
53岁再追梦
2007年,国家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镇政府选派杜高古到胶州党校学习。“学习的那两个礼拜,我就想,咱是庄户人,国家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就是要圆我以前没圆的高产梦啊,当年种地没成功,这不又可以让我干了吗?”那一年,杜高古53岁,他决心大干一场,圆了自己一直没有忘却的梦。
2008年3月2日,杜高古去寿光找王乐义拜师学艺。“我说:‘我有个想法,想弄农村合作社,你觉得能不能行?’他说:‘这是好事,你有技术,有能力,还会推销。’王乐义很支持。”
谈了一天,杜高古兴奋得觉都睡不着了。3月19日,他注册了第一个合作社,“那时候真有使不完的劲。”三年后,农业局的领导到合作社调研,问杜高古挣了多少钱?杜高古没有说话,抹起了眼泪。“我当时感情用事了,没挣着钱,憋了很多火,心里有很多委屈。”
杜高古说,起初流转土地,要把老百姓的地拢起来集体去种,他们没有一个接受的。“我去他们家里说:‘你们家里有5亩地,一年能挣多少钱?’他们说:‘我们一亩地一年能挣千把块钱。’我说:‘那我一亩地给你1000块钱,现在就给你钱,你把地交出来吧,我给你种,你爱出去打工就出去打工。’”
杜高古觉得这是给老百姓做好事,一亩地就算产2000斤粮食,卖2000块钱,还得去掉1000块钱种子化肥的费用,我给他们1000块钱,还不用他们自己干活,这是多好的事。
“我给他们说:‘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我可以把钱先给你们。’他们心里没底,都不同意。”
第二次,杜高古找了他在村里的一些同学,请他们一起到饭店吃饭。“我说:‘给你们说说我的想法,现在有土地流转的政策,你们这几个人的地都在一块儿,一共50多亩,我给你们一亩地1000块钱,我给你们种,我想在你们这里当个起点,在这安营扎寨,不然光有这个想法做不起来不行啊。’有人说:‘1000块钱一亩?你有钱,给我们1200算了。’”
这是同学之间耍贫嘴的玩笑话,可杜高古很认真。他心里很清楚,一亩地1200块钱挣不出来,“那时候,老百姓种的地不像咱们现在种的地,现在的地土质培养起来了,相当于把一个小学生培养成了大学生。土质很关键,不是哪块地亩产都能达到2000斤的。但我心想,要想干事就不差这200块钱了,当场就给了他们钱。”
正如杜高古所愿,这钱没有白花,他们成了杜高古的宣传员,经常得意地跟村民们说:“俺的地一亩给俺1200块钱,俺不用种了,光耍就行。”见土地流转确实靠谱,有不少村民主动找到了杜高古。第二年,杜高古以每亩1000块钱的价格流转了100多亩土地,跟老百姓签订了协议,之后每年增加100多亩。
三年赔了近100万元
土地流转的难题化解了,可由于土质问题,粮食产量上不去,三年时间杜高古赔了近100万元。“出了很多力,操了很多心,得罪了家人。跟着我卖农资的亲戚朋友也不理解,说你这不是傻吗?卖化肥挣的两个钱都赔了。怕工资没有保障的员工,都离开我走了。”说起这段心酸往事,杜高古悄悄地抹了下眼角。
分析赔钱的原因,杜高古说,那时候地里产的粮食少,人工用得多。那时候全靠人工,种这么多地需要雇很多人。“想要高产,必须要机械化,要用新技术。”
2008年,杜高古买了一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此后每年添置。听说日本亩产高,他自费跑去日本参观学习,在日本农村呆了10天。回国之后,他更是“东跑西窜,上蹿下跳”,“我不是去跑领导,我是去跑农业大学,请求技术的支援、技术的指导。2010年,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来我们这儿搞水肥一体化试验,而水肥一体化技术国家从去年才开始推广。2012年,合作社就成立了专家工作站,现在青岛农业大学、山东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有五六个组,都在咱们这里做教学课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杜高古在学生时代就在脑子里背得滚瓜烂熟的话。成立合作社之后,他的体会愈加深刻。“我们这里离山洲水库近,我在生产队当队长的时候,水库里的水想什么时候放就什么时候放,往地里淌就行,用不完。农民就怕天干,学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正好赶上了大旱。”
杜高古推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建立在滴灌技术的基础上。滴灌技术已经成熟,但将其整合为水肥一体化技术,并不是将肥料混入到水中那么简单。滴水头对水的净度要求很高,一旦达不到要求就会造成堵塞,致使出水不畅,甚至不能出水。肥料必须是专用型全溶性肥料,否则即使对肥料溶解液进行多次过滤,也很难达到要求,溶解在水中的营养成分还会在出水控制元件附近凝结,对出水流畅性产生影响,对元件造成损坏。
杜高古说,起初他对水肥一体化技术也不接受,先拿出50亩地、100亩地作试验,试验成功以后推广应用到了全部的土地上。“2014年、2015年、2016年三年严重干旱,井里没有水了,我打了十六七眼井,都打不上来水。而水肥一体化技术节水节肥的效果非常好,可以节水40%,节肥30%,还可以节人工,省时间,在手机上就可以操控。”
此前,把土地流转给杜高古的村民拿到钱总是心安理得,到了2015年、2016年、2017年,老百姓拿到钱总要对杜高古表表感激之情,“没流转给我们的地庄稼都蔫了,干得耷拉着头,打不着粮食,他们却没耽误拿钱。他们说:‘高古,太谢谢你了,你是真不容易,我们知道你不容易了。明年还不知道天干天涝,你看看你又提前给我们钱了。’我说,合同上怎么签的咱们就怎么做,我绝对诚信经营。”
自己“打工”的植保无人机
在农业种植技术上,年过花甲的杜高古孜孜以求。2014年,他带领合作社创新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在原有成熟经验基础上,积极实施高产创建水浇地实施保护性耕作平播试验。通过为免耕播种机加装起隆装置,在播种工程中加带实现二次镇压作业,有效解决了因镇压不实露种等问题。2015年,试验田通过青岛农业大学专家实打验收小麦亩产755.48公斤,玉米亩产1062.5公斤,取得了高产丰收。
作为种粮大户,每当进入病虫害高发期,都让杜高古心焦。“地里招了虫子,去地里打药是最苦的活了。有的人不适应农药的味,背着药桶一边浇一边往身上滴着水,有时候身上的皮都被腐蚀了。自己不打药,那就得雇其他的妇女去打。一个人一天最多施药5亩,咱那么多地,得找十几个妇女打药。那时候只要说明天打药,第二天早上就会有好几个妇女请假,这个钱宁可不挣她们也不想去打药。”
不仅如此,病虫害来势凶猛,单纯靠人工喷洒农药,很难及时控制大面积灾害。从2012年杜高古就动了购买植保无人机的念头,2014年,他经营农资挣了20多万元,去临沂订购了两台植保无人机。
“种上麦子之后,我就派合作社的两个年轻人去学习,一个月之后,临沂的老板把飞机和人一起给我送回来了。到了地里,他们一人操作一个,在地里飞,我那个高兴啊。”杜高古说,植保无人机的操作并不难,下载软件在电脑上学习,两天就能学会。杜高古带头学习无人机操控,给许多年轻的社员做起了表率,“合作社里的农机具没有我不会使的,现代农业技术等于产量,新农民要先‘种好’自己的头脑。”在农业新技术上,杜高古总是愿意当那个“吃螃蟹”的人。
杜高古介绍,植保无人机其实就是大直升机的缩小版,在田头地埂就能垂直起落。机身上装有GPS定位系统,能随时调控飞行姿态,视线所见范围都能控制喷洒效果。植保无人机有两个蓄电池,充满电后一次可以持续飞行半小时以上,每次可携带10公斤农药,喷药面积可以达到50亩以上。“植保无人机喷药的效率非常高,平均一架无人机一天可以喷洒四五百亩地,相当于80多个劳动力,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喷洒均匀,扩散效果好,更加环保高效。现在人工难找,费用也贵,对于大面积喷药来说,使用植保无人机无疑最省钱。”
看杜高古使用植保无人机喷防效果好,一些种粮大户也经常来向杜高古租借。于是,杜高古推出了植保无人机出租业务,每亩作业收取20元租机服务费。植保无人机自己“打工”,不仅让杜高古收回了成本,还有了盈利。他也盘算着再购买几架无人机,成立“飞防队”,致富的同时,让其他种植大户也享受到现代科技带来的便捷。
想带大伙蹚出致富路
经过十年的潜心经营,杜高古的青岛高产农机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总数13户,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拥有大型拖拉机、玉米联合收割机、小麦联合收割机等大型机械42台,免耕播种机、深松整地机、灌溉机械等机具70多套,植保遥控飞机4架,大型深松整地一体机5台,烘干机6台。流转并建立示范基地528亩,为周边农民托管土地3000多亩,跨区收获3万余亩。2015年,合作社被评为山东省示范合作社,并被农业部列为农机推广总站基层联系点。
“通过深松、播种、施肥、镇压复式作业以及收获、秸秆还田联合作业等保护性耕作措施,现在每季可减少翻耕、耙地两个作业程序,这样每亩地每季可节省翻耕作业费80元,每亩节省耙地作业费50元。”杜高古说,合作社还通过降低作业费用的形式,将财政安排的小麦联合收获秸秆粉碎还田作业补贴资金25元/亩,返还给所服务的农户,积极带动他们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随着连续多年秸秆还田,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增加、肥力提高,每亩化肥减少使用量25公斤,节省成本80元。同时,还节约了农时,为一年两季作物生长争取了更多时间。以前,村民们想要收割玉米,用最传统的方式人工作业,把一个个玉米摘下来耗时耗力,一天一个人只能收半亩地,现在大型机械早就开进了田间地头,成为了丰收季必不可少的元素,两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一百亩地。
“党的政策好,我这两年也有笑模样了。前几年赔钱,这几年收支能够平衡,就因为全程机械化了。国家对购买农机补贴很高,种地补贴也很高,从这方面再找补找补,还能坚持住了。但是我不敢说挣钱,因为真的是不挣钱。”杜高古说,靠经营农资他的生活可以很富足,费心费力经营合作社不是以挣钱为目的,他就是想带着大伙蹚出一条致富路,“地总得有人种,别人栽樱桃种苹果是挣钱,但都不种粮食的话怎么办?‘地怎么种?由谁来种?’这两个问题值得探讨。我年纪大了,过几年就撂挑子了,但是得后继有人,摸索出一条路子来让后面的人干。”
“这些年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去年市里要推荐我参选山东省劳动模范,我坚决地说我不要了,我说:‘我老了,你们得提拔年轻人,让年轻人使劲干。’后来把这个推荐名额让了出去。”
不仅让出荣誉,对于有资金扶持的项目杜高古也概不接受。“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试验田有经费,有些小的课题项目人家科研单位自己还带着种子,“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把地面铺好了,科教室、检测室、农业专家工作站、农机车库、农机维修车棚、粮食储备库都建得很好,你说我还要这些资金干什么?这些扶持资金应该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2008年起,杜高古一家就搬到了城里住上了洋楼。这些年,他每天都要开车半个小时从城里回合作社,早上8点半准时上班。杜高古说,他现在更多的是坐镇指挥。除此之外,他还要配合科研项目拍照传图,给来地里上实践课的学生讲机械,给来参观学习的种粮大户传授经验,仅去年秋天就接待1000多人次。
对于土地,杜高古有着深厚的感情,“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别不让我种地。今年我还想加大经营规模,扩大土地流转。只要身体好,我不能退休。”
